楊鶴 攝

周六上午，天空一片昏暗，烏云如墨水般翻涌，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

院會議室里，我和蔣老板面對面呆坐著，等待仲裁員分批帶領勞動者，前來簽署分期履行調解書。

對面坐著的蔣老板，是一家大型酒吧的法定代表人，出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用他自己的話說，理想主義是他們那一代人的胎記。他的理想，成為一個能給他人帶來美好生活的老板，畢竟，只有能改變大多數人生活的人生才值得他上下求索。

蔣老板學的旅游管理，這不妨礙他大學開始追尋夢想，從小打小鬧的推銷電話卡、兜售節日禮物，到有門店的組裝電腦、出租電動車，再到乘電商東風賺取第一桶金的網店。鼎盛時期，他開了7個網店，提供了二十多個工作崗位，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二十多個員工及家人生活。

當互聯網流量逐漸從電商平臺滑向社交網絡，他經營的網店銷售額也逐漸下跌，這個“商界喬峰”，在安頓好員工之后，果斷地轉手所有網店。他決定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循著自己的專業奔赴“詩與遠方”，在一座“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城市，建立一個烏托邦。于是，有了現在的酒吧。

突然，天頂裂開了一道縫，耀眼的閃電像銀蛇亂竄，緊接著，一聲驚雷在頭頂炸響。

我起身走到窗前，關緊窗戶。

“仲裁員，實在抱歉，耽誤您們休息時間。”蔣老板啞著嗓子，顯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象征性地拍了拍手上灰塵，回到座位上，不以為意道：“蔣老板，您別太介意，我們院周末開庭會持續到春節，今天就算不處理您的案子，也會有其他案子。”

因受各種復雜因素影響，我們院受理案件的數量不斷攀升，僅有的兩個仲裁庭已無法滿足日常開庭需求。為了高效穩妥化解勞資糾紛，切實維護企業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我們決定在有限的環境下，發揮無限的主觀能動性。于是，利用周末時間組織當事人進行開庭，主要針對工傷、女職工“三期”、農民工工資以及涉案人數較多、訴求較為復雜的群體性案件。

蔣老板的酒吧，屬于涉案人數眾多的集體案。

我前期做案件調解工作，談到酒吧倒閉，有個駐唱歌手說：“酒吧倒閉是遲早的事，因為他完美地避開了天時地利人和。”蔣老板錯位的市場定位，佛系的經營管理，最終不得不以失敗收場。

盡管如此，蔣老板依然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條、第四十六規定，同意支付勞動者經濟補償和額外一個月工資，也就是俗稱的N+1。金額一分不少，但分三期支付。

第一滴雨砸在窗戶玻璃上，發出清脆的響聲，我們默契地望向窗外，瞬時無數的雨滴如瀑布般傾瀉而下，交織成一片朦朧的雨幕，模糊了外面的高樓。

“我又搬回了城中村，一到雨天就能看海。”蔣老板轉頭問我，“仲裁員，你知道城中村嗎？”

我點點頭。

城中村是“城市里的村莊”，是很多異鄉人到城市居住的第一站，也是夢想開始的地方。

高低錯落的民房，密不見天日，推開窗戶能觸到對面樓陽臺的是“握手樓”，更近的叫“接吻樓”。樓棟之間的電線、網線像蜘蛛網一樣密密麻麻，外墻貼滿了專業開鎖、下水道疏通、專治疑難雜癥的牛皮癬。村內道路破損狹窄，水泥路高高低低，生活垃圾遍地，蚊蟲鼠蟻橫行，空氣中充滿腐臭味。搬家三輪車進進出出，電動車爭分奪秒，穿著校服、職業裝、背心、襯衣、大褲衩，甚至光著膀子的行人來來往往。

村頭巷尾的小店交織出人間煙火氣，餐飲店多是夫妻檔，隨處可見的湘川菜、重慶麻辣燙、蘭州拉面、沙縣小吃、隆江豬腳飯、南昌瓦罐湯等等，菜品多樣，價格實惠，食品衛生差強人意。還有雜亂的兩元店、藥店、五金店、便利店、理發店、水果蔬菜攤，服裝清倉店等等，日常生活配套一應俱全。

空氣中，各顧各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便利店門口搖搖車，投幣一元是兒歌時間，不投幣便是小孩大聲哭喊著“媽媽我要玩，我要玩”；兩元店循環播放著“全場賣兩塊，買啥都兩塊，原價都是十塊八塊的，現在全場賣兩塊，兩塊錢不算多，去不了香港也去不了新加坡，兩塊錢不算貴，不用回去開個家庭會”；美發店的門口，員工睡眼惺忪地喊著打雞血的口號；永遠有那么幾家店自開業起就播放著“最后一天清倉大甩賣”；也不缺穿街過巷自帶音效的喇叭聲“特效蟑螂藥、螞蟻藥、老鼠粘、臭蟲藥、老鼠藥、大蟑螂、小蟑螂，全部殺絕”。走在路上，人聲，車聲，買賣聲，攤鋪聲，聲聲入耳。躺在房間，對面樓傳來的吵架聲、沖澡聲、電視聲、炒菜聲，生生不息。這些聲音交織在一起，組成了一首獨屬于城中村的生活樂曲。

陸陸續續有勞動者進入會議室，蔣老板每簽完一份調解書，都會站起來對勞動者說一聲“抱歉”。我數了數，他一共起身了46次，說了46聲抱歉。

簽完所有文書，蔣老板收起桌上的公章，臨走時，不忘自嘲道，“當初就不應該叫烏托邦，都是沒有的地方，怎么可能屹立不倒？下回取名，我一定得慎重。”

窗外的雨不知何時已停了，我推開窗，空氣清新濕潤，有只螞蟻從窗臺縫隙爬了出來。在純凈的天幕之上，出現了一道美麗的彩虹，眼下忙碌的螞蟻，不知能否看見天上的彩虹？

我想，縱使它無法超越自身的命運，但彩虹切切實實地經過它的頭上，閃亮了整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