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錢要車一句話就行

　　在騙取房屋拆遷補償款中，王振良與閆守明配合得十分默契。王振良自認為二人“關系”不錯，所以向閆守明伸手要錢從來都不客氣。王振良在做公企組組長期間，以買柴油為名向閆守明索要過30萬元;還以缺錢為由，多次向閆守明索要現金。

　　2010年春節前，某藥業公司拆遷補償款到位后，王振良先后兩次給閆守明打電話說:“我現在要用錢，你給我拿點。”閆守明問要用多少，王振良說:“七八十萬元吧。”閆守明二話沒說答應了下來。第二天，王振良接到閆守明的電話，便帶司機到閆守明的辦公室，從對方手里接過80萬元。

　　半月后，王振良又給閆守明打電話說他急用錢，閆守明立即送上70萬元。據辦案檢察官介紹，“借”錢時，閆守明沒讓王振良立過什么字據或借條，王振良都是來了之后拿上錢就走人。

　　在“友誼”迅速升溫的過程中，王振良向閆守明索要和收受閆守明送的賄賂款物共計290萬元、轎車一輛。為什么要送錢、送車給王振良?閆守明說:“因為在辦理某藥業公司等多家單位拆遷補償手續過程中，有很多房子都不符合補償標準，不應該得到補償款，但王振良都給辦理了補償手續，讓我得到了不應得的補償款。”

　　一輛車和290萬元受賄款的背后，載著閆守明對王振良“幫助”的萬分酬謝。

　　在閆守明以某藥業公司等8家公企單位名義騙取國家拆遷補償款過程中，王振良都給予過照顧，不但沒有摸底調查，還濫用職權，讓手續不全、條件不符的房產通過驗收，致使國家損失6594萬余元。

　　與此同時，王振良的玩忽職守也導致國家損失了1.1億余元。皆因在辦理另外14家公企單位的房屋拆遷手續過程中，王振良沒有認真調查摸底和審核，就同意給予了補償。

　　王振良在法庭上有過這樣一段供述:“有的企業營業執照上的營業地址、登記地址與被動遷房屋地址不符，協議組不給簽協議，要求公企組實地調查，如情況屬實，出具情況屬實的說明，協議組才簽署協議。現在涉及的這20多家企業中的有關‘情況說明’都是假的。由于閆守明承諾給我好處，我就說可以驗收。”

　　防止“利用小職權發大財”

　　“大家都這么干，我為什么不干?這一干，就再也停不下來了……”王振良很清楚自己早晚會有這么一天，因此，一審判決后，王振良沒有提出上訴，他對死緩判決的最終結果表現得平靜。

　　“我曾建議他去指證別人犯罪以求立功，得到寬大處理，但他拒絕了。”王振良的辯護律師介紹說，王振良說自己已經有了這個結果，別人早晚也會是這個結果。

　　“監管制度如果嚴密，就會有效避免拆遷過程中職務犯罪的發生。”辦案檢察官認為，王振良雖然只是科級干部，但其職務犯罪在房屋拆遷過程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其鋌而走險造成國有資產巨大損失，暴露出拆遷過程中監管制度不健全、監督制度不嚴密，從而導致個別國家工作人員喪失了良知。因此，防止一些基層公職人員利用手中的小職權“干壞事、發大財”，是當前預防職務犯罪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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