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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多次參加價格聽證會，參會時基本上支持政府漲價，成都四名聽證代表被網友指為群眾演員。其中，年過六旬的胡麗天，過去七年約參加過20次聽證會，廖冰虹至少參與了18次聽證會。（7月17日《現代快報》）

　　誠然，漲水價，你支持！漲的士價，你支持！搖號購車，你還支持……逢聽必漲、言聽計從，這幾人確實難洗“聽證托”之惡名。

　　但筆者覺得，簡單地把矛頭指向“聽證專業戶”，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說白了，這四名代表只是群眾演員而已，是上癮了的群眾演員，是會說話的木偶，不找出導演是誰，誰在幕后操控，即便把四人罵死又能如何？

　　我們看到，胡麗天過去七年約參加過20次聽證會，廖冰虹至少參與了18次聽證會。眾所周知，遴選聽證代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胡麗天、廖冰虹的被選中率為何如此之高，相關部門真正遴選了嗎？或者說在大范圍內遴選了嗎？如果遴選很科學，遴選范圍很大，胡麗天之流怎么可能擁有如此之高的出鏡率？

　　而且，一個正常的人，當政策危及了自己的利益，比如漲水價了、漲停車費了，就會本能地反對甚至抵觸，但胡麗天等人卻不分青紅皂白地支持，這是為何？是不是相關部門的授意，或者說與相關部門達成默契？因為，就公眾的個人體驗看，組織者找托、找群眾演員并非新聞。

　　毋庸諱言，當前不少聽證會已經失去了公信力，有人直稱“聽證會就是當今最大的情景喜劇”。聽證會制度的設計初衷良好，剛從國外引進時，被視為公共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重要制度創新，由原來政府在公共決策過程中“獨唱”，轉向政府、專家、大眾在決策過程中“合唱”。之所以異化，不只是聽證代表出了問題，而是相關部門的思路出了問題，他們壓根就把聽證當做一種形式，誠如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所稱，“在實踐中，一些聽證會成了精心裁剪的時髦而華麗的外衣，被用來打扮、包裝政府部門的決定。”

　　聽證托注定被人鄙薄，但要改變當下聽證會的弊端，還需要從制度上破冰，打破權力運作的封閉性，真正擴大公眾的參與性，正如有學者所稱，應充實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打破行政壟斷格局，構建一種公眾和政府相互傾聽、學習、信任的公共治理關系。（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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