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審判決書時，閆國棟和他的22名農民工兄弟，弄不清自己是贏了還是輸了。

　　2009年6月19日，在經歷了兩年零7個月的漫長等待后，閆國棟終于拿到了陜西省咸陽市秦都區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書。根據這份判決，陜西省第五屆人大代表，第八、九屆政協委員田景豐的家族企業——陜西景豐制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景豐公司”），拖欠咸陽新達房屋建設公司（以下簡稱“新達公司”）約32.5萬元的工程尾款，算是有了著落，但同時，新達公司因為“延誤工期”，被判賠償33.6萬元。

　　兩相抵消，20多名農民工幾個月的勞動不僅“顆粒無收”，平均每人還要賠出近1千元。

　　“不止我們一家這樣了。”閆國棟慨嘆道，“農民工吃著自己的飯，流血流汗給他建工廠，如今六七年過去了，一分錢沒拿到還要‘倒找錢’，我們討回一點苦力錢咋就那么難？”

　　中國青年報記者走訪咸陽市多家建筑施工隊后了解到，為田家的企業建房后拿不到全款，一旦選擇對簿公堂，就會以“工程延期”、“質量不合格”等理由被反訴，最后往往連本錢都貼進去——這在咸陽做工程的圈子里，已經算是“公開的秘密”。

　　而閆國棟的遭遇，蹊蹺之處還不止這些。

　　蹊蹺一：“飛”進案卷的《民事裁定書》？

　　2004年起，每年年末，閆國棟都要在“躲債”中度過。

　　因為這年年底，新達公司為景豐公司建造的“綜合制劑車間”完工了，按照合同約定，總造價為175萬余元。同年10月21日，景豐公司已經占有、使用了這個車間，但有32萬多元的工程尾款卻遲遲未付，就此成了“死結”。

　　作為新達公司“景豐項目部”的包工頭，閆國棟與最后留在工地里的農民工們年復一年，無錢可拿。2006年12月4日，新達公司無奈之下將景豐公司起訴至咸陽市秦都區人民法院。然而，這場向田家追討工程款的“斗爭”，一開始便不順利。

　　“案子擱到2008年6月才開庭，法院先就拖了18個月。”閆國棟告訴記者，“在立案后兩個月、半年和一年的時候，我幾次找過主管法官師曉黎要開庭，她都說‘最近忙，緩一緩’。找到院長趙賢平，答復也差不多。”

　　在閆國棟眼里，直到第15個月，《陜西農村報》以《15個月為何不開庭》為題頭版頭條報道了此事后，才有了轉機。“3個月后，法院終于開庭了。”

　　但新達公司的代理律師張冬梅告訴記者，事情見報后，法院對之前遲遲“沒動作”的解釋，卻換了說法，成了“案子曾被中止審理”。

　　蹊蹺之事終于在一審開庭后查閱案卷時，有了答案。閆國棟在案卷中，發現了一份陌生的《民事裁定書》，該《裁定書》中寫道：“被告2007年1月8日以其想與原告協商解決為由，提出暫緩審理此案。本院認為，在本案審理期間，被告提出與原告協商解決是對自己權利的處分，應予準許。”據此，作出“中止審理”的裁定。

　　這份《裁定書》令閆國棟一時摸不著頭腦：“一年多來，我們從來沒收到過這么個東西，景豐公司那邊沒人找我們協商，法院也沒組織過調解。這個《裁定書》是啥時候、怎么飛進案卷里的？”

　　他告訴記者，他懷疑這是一份假造的法律文書，“為的就是合法地拖，把我們拖垮。”

　　為弄清情況，中國青年報記者聯系到了作出這份《裁定書》的法官師曉黎。她表示，當時肯定是雙方都想調解，才能作出《裁定書》的。“如果一方不同意調解，《裁定書》就送達不出去。現在《裁定書》早送到他們單位了，都有送達回證的。”

　　秦都區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審判第一庭工作的郝成院副院長，以及景豐公司董事長田景豐也都向記者證實，法院組織過雙方調解。但當記者問到“何時調解”時，兩人均表示“忘掉了”。

　　上面的說法，遭到了新達公司的強烈質疑。為此，新達公司在2008年6月18日，曾專門出具過一份書面證明，表示從沒收到這份聲稱“中止審理”的《裁定書》，其間法院也沒有組織過任何調解。“就算哪個公司領導收到了，他們也知道主要是和我們調解，公司肯定會讓我到場的，現在啥都沒有。”閆國棟向記者表示。

　　記者了解到，在師曉黎口中的“送達回證”上，簽的是新達公司當時經理張西安的名字。但張西安在接到中國青年報記者電話咨詢的時候，卻對此事不愿回應。

　　《民事訴訟法》第135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應當在立案起6個月內審結。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本院院長批準，可以延長6個月，還需要延長的，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批準。

　　“18個月沒有正當理由不開庭，已經超過正常審理期限1年了。”張冬梅律師向記者表示，即使單方面想調解，民事案件調解不成也要盡快判決，不能無限制拖延。“一來沒見到報批延長的手續，二來去年1月下的《裁定書》，一年多還沒進行調解程序，不知法院怎么解釋。”

　　對此質疑，郝成院副院長向記者回應稱，案子18個月才開庭，確實是因為曾組織雙方調解而“中止審理”了。對新達公司“從未收到”《裁定書》的說法，郝成院則表示“新達公司里的人很多，有人收到了，有人不清楚以為沒收到，這很正常。”

　　面對同一質疑，師曉黎卻明確聲稱“18個月不開庭絕對不可能。”當記者提到《陜西農村報》時，她沉默片刻，說“案子時間長了，所有材料都在案卷里。現在記不清了，必須看卷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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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蹊蹺二：“討薪者”訴訟費“一分不少”，“欠薪者”訴訟費“可以緩交”？

　　在向景豐公司“討薪”過程中，閆國棟遇上的“攔路虎”不止于此。

　　2008年3月28日，景豐公司提起了反訴。同時，向法院遞交了另一份表格，申請緩交反訴費6250元，理由是“公司近期資金困難”。

　　同年4月2日，這份《訴訟費緩交、免交呈批表》上，就簽上了秦都區人民法院副院長陳建利的名字：“同意緩交，執行中收取”。

　　“隔了1年零3個月才反訴，若按‘6個月結案’的標準做法，早就超過訴訟時效了。”更令閆國棟感到不平的是，“為啥以咱農民工為主的施工方通過法院維權，必須先繳訴訟費，一分不能少，而實力雄厚的田家企業能不交訴訟費。這不是反過來了嗎？”

　　國務院令第481號《訴訟費用交納辦法》中明確規定：“追索勞動報酬的案件可以不預交案件受理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第3條也指出，進城務工人員追索勞動報酬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救助。而景豐公司的情況，不在13種可以明確申請司法救助的范圍之內。

　　“法律規定的救助對象不是他們，是我們。”閆國棟嘆息著告訴記者，他們立案時需要繳納的各種訴訟費用，加起來有8330元，但法院并不“救助”。“我們立案的時候非常困難，也跟秦都區人民法院立案廳面談過，希望能緩交。但他們說‘你們不是以個人名義起訴，是有法人的，不交訴訟費的話就不能立案’。”

　　不立案工資就追不回來，閆國棟只有從親戚朋友那里湊齊了這8000余元。與之鮮明對照的是，記者調查發現，田家企業在秦都區人民法院不交訴訟費，卻幾成“慣例”。

　　除了景豐公司外，咸陽中醫腫瘤醫院、咸陽中醫腫瘤研究院都是田家企業。2003年11月28日，在咸陽禮泉縣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簡稱“禮泉公司”）向咸陽中醫腫瘤醫院追討工程款一案中，醫院以“兩個基本賬戶被查封、凍結，資金困難，無錢交訴訟費”為由，向秦都區人民法院申請20850元的反訴費“免交”；2007年3月19日，在吳江萬方空調凈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吳江萬方公司”）向景豐公司追討工程款一案中，景豐公司又以“公司資金周轉困難”為由，向該法院申請“緩交”。批準人均為秦都區人民法院副院長陳建利。

　　“在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的訴訟費‘減緩免’范圍里，不包括企業的商業行為。”張冬梅律師向中國青年報表示，即使申請救助，也要提交“足以證明確有經濟困難的證明材料”。

　　法院批準田家企業的申請，究竟有沒有證據？對此，郝成院副院長向記者表示“批準‘減緩免’訴訟費在陳建利的職權范圍之內”。至于“有何證據”，由于陳建利目前已不在秦都區人民法院任職，因此他們“并不清楚”。

　　為弄清此事，記者來到距離咸陽市160公里的旬邑縣，希望采訪目前已升任該縣法院院長的陳建利。但旬邑縣人民法院以“采訪必須有縣委宣傳部的批準”為由，拒絕了本報入內采訪的請求。記者隨即撥打陳建利的手機和辦公電話，但截止發稿，對方一直不予接聽。

　　對于申請緩交6250元反訴費的理由，田景豐給出了這樣的回答：“在新達的案子之前，我還有個跟禮泉公司的工程官司在打著。為了打這個官司，法院提前把我醫院的賬戶封掉了。官司現在還沒打完，賬戶也沒解封，錢取不出來。”但當記者問及“沒有資金，醫院如何常年維持運營”時，田景豐沒有正面回答。

　　禮泉公司的代理律師，正好也是張冬梅。“田景豐自己對外宣稱有幾個億的資產，不存在資金困難的問題。至于那個沒解封的賬戶，據我所知，里面的錢只有80多萬，對田家企業來說是九牛一毛。”她質疑道。

　　蹊蹺三：到手的32萬又飛了？

　　對于“拖欠”32.5萬元工程尾款一說，田景豐本人并不承認。

　　“他們多算了12個工程項目，這些項目都是新達公司承包給別人裝的，要錢的時候沒刨掉。”田景豐向記者解釋道，“別人做的活怎么能向我要錢？他們已經多拿我的錢了。”至于一共超付了多少，田景豐再次表示“記不清”。

　　“‘12個多算’是借口。”面對田景豐的說法，新達公司“景豐項目部”的楊福彥經理，拿出了一份由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委托一家工程造價鑒定機構作出的《鑒定報告》。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報告中看到，經過重新核算，景豐公司依然欠著新達公司31萬余元。

　　“我以為這就沒問題了，當時想著不管在哪個法院，這個官司都打得贏。”閆國棟說。但形勢在景豐公司提起反訴之后，開始逆轉。

　　景豐公司在其《反訴狀》中稱，因為新達公司在施工過程中人員不足、管理不善、不按圖紙施工，致使工程“延誤168天”且“工程質量不合格”。按照合同約定每天罰款2000元的標準，要求法院判令對方支付違約金33萬余元，并賠償經濟損失28萬余元。

　　“33萬，占到工程總價三分之一了！這么算下來給田家造房子每平方米才不到300塊，連材料費都不夠。”閆國棟說。但直到判決書下來以前，新達公司和張冬梅律師依然是樂觀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庭上我們的證據很充分”。

　　一審結果出來后，景豐公司的要求得到了支持。這給閆國棟的第一感覺是難以置信。該判決書中寫道，自工程驗收之日起，原告實際延誤工期172天，此項事實雖有景豐公司工作人員的簽證，但未按約定加蓋公章，因此誤工“罰款”由新達公司承擔。

　　對此判決，新達公司的張經理、楊福彥也都感到匪夷所思：“沒想到，到手的32萬真的又飛了。”

　　在判決中，工程的“驗收之日”被定在2005年1月29日。“但其實雙方一直沒有正式的‘竣工驗收’，這只是雙方在保修期內組織的一次復查的日子。早在前3個月，景豐公司就已經進去用了。”張冬梅律師質疑道，“這是另一個案子的生效判決里已經承認的事實，同一家法院，為什么對這個證據視而不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4條規定，建設工程未經竣工驗收，發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轉移占有建設工程之日為竣工日期。

　　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2007年7月秦都區人民法院為“吳江萬方公司向景豐公司追討工程款”一案而做出的《民事判決書》中，已經確認2004年10月21日，吳江萬方公司進入“綜合制劑車間”里進行凈化裝修。

　　“其實21日前兩天，新達的活已經基本完工了，不然怎么裝修？但因為對方一直不辦竣工驗收，我們就有意識地留個尾巴，想給他點壓力。”楊福彥經理告訴記者，“但那時候吳江公司已經進來了，私有企業說咋辦就咋辦，他要直接用，我們也攔不住。”

　　在一審判決中，對沒有加蓋景豐公司“公章”的《工程延期申請表》一律不采信，也令閆國棟感到困惑。

　　“如果按當時的合同約定，這個工程確實延期了。”閆國棟向記者強調，“但是，里面絕大部分是合法延期，有景豐那邊派來的監理工程師簽字同意的，還經過公證了。”

　　記者發現，在一審開庭前，景豐公司的現場工程師李華宜的確已經對10份《工程延期申請表》和兩份《報告》的簽名進行了公證。公證顯示，因為景豐公司一方供料和配合安裝不及時、頻繁變更指令、停電、下雨等原因而申請延誤的工期，合計就有327天。“這其中有重疊的部分，但加減下來也接近168天。”

　　在雙方《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規定，因發包方的原因、不可抗力及專用條款中約定或經工程師同意工期順延的其他情況，工期應當相應順延。

　　“當時的合同中確實約定，監理工程師在變更簽證前要先與發包人溝通，最終以公章確認。”張冬梅律師表示，“但是，現場工程師的簽字認可本身是一種職務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況且，加蓋公章說到底是景豐公司李華宜的義務，不是新達公司的義務。因為他們的工作失誤，經濟責任就要讓新達公司承擔，這不是顛倒黑白嗎？”

　　李華宜為何“不積極加蓋公章”？李華宜向中國青年報透露，不蓋公章的原因是“他們卡著呢”。“我把文件拿到公司去，他們說‘你管你現場，別的東西你管不上’。”他沉吟了一下，說：“話說回來，人家不想給你錢了，怎么耍賴皮都可以。”

　　截至發稿，記者獲悉，2010年6月18日，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了一審判決，將案件發回秦都區人民法院重審。目前，重審尚未開庭，閆國棟和其他22名農民工能否拿到工資，仍是一個未知數。（王夢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