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卿繪

　　朱慧卿繪

　　尊重行政處罰中的物證

　　哪些證據可用還須進一步明確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十五條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經過司法機關核實，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行政執法中取得的物證、書證，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采納，得到檢察機關的一致贊同：這意味著行政處罰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確，對偵查機關的影響很大。

　　第一，刑事審判中，很多案件從行政執法中轉化而來。現實中，行政執法機關往往“大權在握”，處于懲治違法犯罪的第一線。但由于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權利義務不同，行政執法機關掌握的大量違法犯罪一手材料不能作為刑事案件的證據被采用，需要偵查機關重新收集整理，無疑造成偵查機關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

　　第二，有望消除以往由于偵查機關重新取證存在的隱患，即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在行政執法后消滅或者隱藏涉案物證、書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衛東認為，物證、書證與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陳述不同，物證、書證具有很強的客觀性，不因調取證據的執法機關不同而發生改變。

　　對擁有行政執法權的執法機關而言，這條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新規是挑戰也是支援。

　　就挑戰而言，行政執法人員需要更加重視對物證、書證的整理收集。但行政執法人員不懂刑法規則的情況并不罕見，身處行政執法一線，有些物證、書證按照刑法規定究竟該不該扣，行政執法者未必清楚。以煙草專賣機構查獲的銷售假煙商販為例，詢問筆錄、調查清單、售假香煙的作價、獲利金額的統計等，煙草專賣機構往往可以第一時間獲取。一旦煙草專賣機構行政處罰這一環存有疏漏，售假案值按照單次售假金額計算，而未按刑法規定累加計算。售假者有可能交一筆大額罰款后，逍遙法外。

　　就支援而言，如果行政執法人員能夠準確收集物證、書證，則可以將售假者繩之以法，免除后患。杜絕了有案不移、有案難移、以罰代刑的發生。既懲治了犯罪，也維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對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十五條的規定，陳衛東也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在“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中，行政機關收集的錄音、視頻資料、行政機關做出的鑒定結論和處罰結論是否屬于可以被偵查、審判機關采納的證據？草案中并沒有明確規定。

　　來自基層公安、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呼聲強烈：行政執法機關面臨的社會經濟環境本來就很復雜，如果不能以立法的形式明確哪些證據在刑事訴訟中不能使用，恐怕實踐中混亂的局面難以免除。

　　非法證據排除入法

　　摒除惡樹之果是否須列舉性禁止

　　本次修法，非法證據排除入法，廣受關注。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規定了嚴禁采用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但把刑事訴訟法中原有的“以威脅、引誘、欺騙”刪掉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金碩仁認為，草案修改導致法條規定過于籠統，缺少對偵查人員濫用偵查權的針對性限定，建議繼續保留原有的“以威脅、引誘、欺騙”。

　　摒除惡樹之果，是否須法律以列舉的方式詳細對非法取證進行規定？是本次修法中一個廣受關注的問題。

　　有學者表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非法取證方法的規定，僅僅表述為“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對該證據也應當予以排除。”顯得過于籠統，應該用明確和詳細的列舉，才可能在一定限度內遏制刑訊逼供。

　　采用暴力、威脅、引誘、利誘、欺騙、體罰、限制休息和飲食等其他心理、生理上的強制方法，都應明確寫入非法取證條文中。

　　對此，也有刑事訴訟法學專家提出了相反意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認為：“威脅、引誘、欺騙與一些偵查訊問技巧和手段有重合，籠統規定未嘗不可。”

　　陳衛東強調，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做出特別惡劣、嚴重的威脅、引誘、欺騙應當被禁止。他建議增加一條：如果威脅、引誘、欺騙已嚴重地侵犯了當事人的權利、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該屬于非法證據加以排除。

　　至于誰來界定威脅、引誘、欺騙是否“嚴重”，陳衛東認為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范圍，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或者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判例來確定，而不能完全憑法官的主觀判斷。

　　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提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錄像。“可以”應改為“應當”，即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錄像，以避免錄音錄像制度最終落空或者被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