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都定調了，你們還說啥意見？”

　　至于當年決定拆除這座大橋的背景，沒有人比時任山東省計委工業一處副處長的田大偉更清楚了。在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的背景下，全國上下掀起排查安全隱患的活動，水利、黃河河務部門認為大橋使用了77年，超出保險期27年，一旦發生洪災就可能傾覆，影響大堤兩岸安全。

　　“于是，山東省向國務院發出請求拆橋的報告。國務院回復同意，要求1989年6月底前拆完。”田大偉說。但田大偉發現，這份文件僅僅是從防洪安全的角度考慮。

　　曾兆來和原濟南鐵路局基建處高工樓方均及多位專家強烈反對，覺得有必要把橋保下來。

　　“既要保證大橋行洪萬無一失，又要保住可使用的價值。”曾兆來計算，建新橋的話，既有的17公里線路、設備、編組場全部作廢，還涉及5000多畝土地。如果利用老橋，所有滿足行洪需要的改造工程，僅用2000多萬元，至少節省近5個億。在當時，這是一筆巨大的資金。

　　“按照國務院的意見拆舊建新，很多人是愿意的。因為從政府部門到各級人員，都不會承擔什么責任。至于國家為此花多少錢，那就另當別論了。”曾兆來說，“以我們幾個技術人員所受的教育和素養，這讓我們有一種信念和良知，促使我們有責任去反對，沒有什么畏懼的。”

　　國務院批復后，鐵路橋運量被核減了400萬噸，由此造成的煤炭和其他物資的運輸問題讓山東感受到壓力。相關部門立即給國務院打報告，請求緩拆大橋。

　　田大偉是這份報告的起草人，他說，這份報告客觀上為保留濼口黃河鐵路大橋，創造了三年的時間。

　　在向鐵路高層呼吁的同時，1991年8月，曾兆來和田大偉、樓方均等11名專家再向省政府遞交“關于保留老橋的建議書”。

　　當時，曾兆來正處在職務“轉正”的重要關口，有領導表態：“國家都定調了，你們還說啥意見？你還想不想干了？”

　　“技術人員學了知識就要發揮作用，不能只看領導眼色行事。”如今，一提起20年前的保橋建議，80多歲的樓方均就激動起來。樓方均回憶，當時他想到了自己的民主黨派身份。“民主黨派有一個權利，可以直通中央。1991年7月25日，我寫信給九三學社中央，要求盡快向國務院領導轉達我們的建議。”

　　半個多月后，國務院辦公廳把建議批轉山東省政府處理。

　　曾兆來現在還保留著這份文件的復印件，上面的批示中寫道：濼口鐵路老橋拆除問題，已是國務院和省政府早已確定的事，不能因個別人的來信而改變決策。

　　“我是有底氣的，因為數據都是我實際測出來的，完全沒有問題”

　　看似已經沒有任何轉機的這份文件，到了時任山東省副省長馬世忠那里，事情又現生機。

　　“馬省長對此批示：這位專家談的有一定道理。如時間允許論證一下最好，比簡單答復要好一些。”11月18日曾兆來和趙志浩會面時，他們談的正是這次拆橋事件，“趙志浩過問、同意后，省計委委托山東鐵道學會召開專家論證會。”

　　這是改變大橋命運的第一次論證。

　　“馬世忠能做出這樣的批示，我認為和出身有關系，他是當時唯一一個本科學歷、管過技術的副省長。”曾兆來至今還記得，他作為鐵道學會秘書長主持的1991年9月的那次論證會，規格空前高，有37位專家、近20家單位參加，“副省長馬世忠，還有山東省委特邀顧問、老省長宋一民都參加了。”

　　專家們得出結論：這座鐵路橋再用25年沒問題。

　　論證會之前，曾兆來曾把德國造和日本造的鋼梁切割一部分，做了理化性能試驗。

　　“對應力、曲幅極限做了試驗發現，日本造的鋼梁質量比不上德國造的，但也能完全滿足使用。”曾兆來說，“我是有底氣的，因為關于河水的流量、沉積等數據都是我實際測出來的，完全沒有問題。”

　　“省政府接到論證會意見后，當時是有壓力的。因為山東省曾向國務院打報告要求拆除，這相當于顛覆了原來的意見。”田大偉說。

　　曾兆來說，為了慎重起見，時任省長趙志浩決定集體決策，所有副省長全部簽字。“出差在外的，也等著回來一個不漏地簽上字，正式報到國務院。”

　　對于這個重大變化，國務院相當謹慎，聽取各方意見。到了10月，國家計委專門研究山東省請求保留濼口老橋的報告。

　　樓方均“第一次面對這種高級別領導、拔尖專家參加”的會議，他作了專題發言。

　　轉過年來，有關意見被時任副總理的鄒家華批示，鐵道部立項研究，專門論證鋼梁的疲勞和剩余壽命問題。

　　檢測還在進行時，拆橋的最后期限越來越近了。

　　汛期到來前，有高層領導專門帶著國務院8個部委的負責人來到濟南，研究督促拆橋防洪工作。

　　“當時山東省相關領導是有壓力的，如果不拆橋，一旦防洪出問題，他們是要負責任的。”拍攝過程中，于建勇拿到當年國務院的相關批示，他不由得感嘆，為了一座橋，居然驚動了那么多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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