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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年冬去春來，中國又迎來了她每年一次、人類最大規模的周期性人口大遷徙——春運。中國之聲的報道說，為期40天的2012年全國春運正式啟動，預測客流量將達到31.58億人次，再創歷史新高，春運期間客流量相當于全國人口整體遷移兩次。外媒習慣性地以驚奇的目光關注著這個他們難以理解的大遷徙和他們的國家無法完成的任務，驚嘆這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地表遷移運動”。

　　面對這個大遷徙，媒體是如何報道的呢？一些媒體在提供各種春運服務信息的時候，也習慣性地在一種渲染個別極端案例中將春運“悲情化”——比如，報道那些因買不到票或覺得票價太高，而騎摩托車回家的農民工；報道那些排了兩三個晚上也沒有買到票的人；報道各種一票難求的抱怨、擠不上車的苦難、擁擠的痛苦、挨票販子宰的不堪、回家路上的勞累等。媒體前幾天一則“白領借道國外曲線回家”的報道（不過后來有媒體調查發現，消息不實），加上農民工致信鐵道部抱怨“買票機會被網購剝奪”，更是將這種回家的悲情和苦難演繹到了新的高度。

　　春運，真的有這么苦逼嗎？回家過年之路，真的這么悲情嗎？我覺得這種悲情的氛圍，很大程度上是渲染出來的。面對必然的擁擠和必然的一票難求，負責任的媒體，應該去引導民眾理性看待春運，而不是借一些極端的案例強化那種悲情的基調，將“春運”詠嘆成一場“春怨”。

　　媒體在談論春運問題時，不能向公眾傳遞不切實際的期待，而有必要面對一個現實：買票難是必然的，擁擠是必然的。客流量年年創歷史新高，今年將達到歷史性的31.58億人次——再多的火車，也無法應對這種突然爆發出的人流量；再充足的運力，也承載不了這個人口龐大的國家在幾天中人口整體遷移兩次！何況，從運輸效率來看，從鐵路、公路到民航，交通的運力安排，只能應對常態情況，而無法為春運這幾天的特殊情況而準備，那將是極端的低效和巨大的浪費。所以，從尊重經濟規律和運輸規律的角度看，買票難是必然的，擁擠也是必然的，無論是實名制，還是網絡購票，只能緩解而無法解決問題。

　　很多人都在談論解決一票難求的問題，并開出了很多藥方——其實，如果解決一票難求以“人人都能輕易買到一張火車票”為目標，那春運問題基本是無解的，因為這根本無法實現。將問題焦點都集中到鐵路身上，注定無解——為什么都爭著去買火車票，而不向公路和民航分流？將“必須這幾天回家”作為前提，也注定無解——為什么都扎堆兒在那幾天回家，而沒有時間上的分流？還有，將責任都歸咎于哪個部門，認為哪個部門應該為一票難求負責，同樣注定無解——有些媒體報道問題時，喜歡用沖突的視角分析，非要尋找一個對立面。比如常會將春運問題推到鐵道部身上，然后將大眾想象成某種陳舊的體制、某個霸道的部門、某個壞政策的受害者，春運報道的悲情化取向，正源于這些看似正義、實則非理性的邏輯謬誤。

　　“悲情”的新聞確實有賣點，尤其是在一票難求的春運現實中，更有一種感召力，可如果我們的媒體能看到中國春運的現實，不是那么急于去為春運尋找一個“迫害”買票者的“敵人”，不是那么急于為所謂的“弱者”和“受害者”代言，不是那么急于要作出一些“能迎合大眾情緒需要”的新聞，客觀地分析數據，理性地面對問題，審慎地作出判斷，就不會沉迷于那種對悲情的渲染和消費之中。其實這種悲情很多時候只是媒體的報道“想象”出來的，問問回家路上那些歸心似箭的游子，他們真的那么悲情嗎？

　　買票當然很難，回家的路當然很擠，但“難”和“擠”卻并不對應著悲情。負責任的媒體有必要向買票的長隊和擁擠的列車，多傳遞一份理解和寬容。買票難必須面對，應該多一點點耐心；擁擠無法避免，應該多一點點平和。悲情的自我強化，只能傳遞焦慮不安。（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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