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中國福彩雙色球游戲開出巨獎，北京一名中年男子獨享110注一等獎共約5.7億元獎金，打破了雙色球頭獎歷史紀錄。然而從巨獎發放至今，外界的關注和質疑就從未間斷。

　　記者注意到，公眾對于5.7億大獎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彩票的票面信息上，一個是2秒鐘內能否接連打出兩張一樣的50倍投注彩票，另一個是三張彩票的編碼順序問題。

　　“從彩票的安全性來考慮，福彩中心不能解讀彩票的編碼信息屬于正常，因為這些技術本該由獨立于福彩中心的彩票開發商掌握。然而目前國內的情況是由福彩中心技術部門掌握著。”著名彩票研究專家程陽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

　　面對持續不斷的質疑，日前，北京市福彩中心在其官網上曝光了獲獎彩票和兌獎情況，相關負責人表示，巨獎兌獎已結束，福彩中心不會再就任何5.7億巨獎衍生問題做回復。

　　對此，程陽表示彩民和公眾的質疑有其合理性。“目前國內彩票銷售系統在安全性方面嚴重滯后，特別是在防范彩票機構內部違規操作的監控與稽核方面。我們的系統主要考慮怎么樣把彩票賣出去，歐美國家的系統主要考慮怎么樣防范內部風險，這是最大的區別。”

　　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企業委員會委員、民政部彩票專家蘇國京接受《投資者報》采訪時表示，“實際上我們國家的彩票就是部門彩票，與國際上通行的國家彩票有顯著差異，民政、體育兩個部門實際上成為彩票發行的既得利益部門。”

　　蘇國京本人曾參與過《彩票管理條例》等法規起草和征求意見，幾年來他和一些業內專家一直建議推行國家彩票，替代目前的部門彩票，都沒有被采納。

　　兩部門壟斷彩票發行權

　　自1987年首次發行社會福利有獎募捐獎券以來，中國彩票行業走過25年的歷史，2000年中國的彩票銷售額僅僅181億元，過去十多年，中國彩票市場復合增長率達到25%，業內專家普遍預計今年銷售規模將達3000億元。

　　據記者了解，自1987年以來，中國彩票的發行權就被特許授予民政部和國家體育總局兩個部門，由他們分別設立彩票發行機構：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和中國體育彩票發行中心，具體負責組織彩票品種的研發、申報和銷售等管理工作，財政部負責監督。

　　2009年7月1日開始實行《彩票管理條例》，是目前彩票發行領域最高級別的法規，它正式將彩票發行權授予民政部和體育總局兩個部委。

　　事實上，中國彩票業發展之初，由于社會資本不愿進入，兩家彩票發行中心既是行業的管理者，又是直接的投資經營者。“八九十年代那時，彩票投注站基本都靠彩票中心出資建設，后來彩票發展壯大了，經營投注站成為有利可圖的生意，申請者和福彩中心的關系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投注網副總裁夏志宏說。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彩票業逐步建立了特許民政、體育壟斷經營，省級行政單位獨立組織實施的行業格局。

　　“彩票的安全與公平公正，制度構架是最根本的保證，也就是在制度構架上，要保證彩票交易的核心環節，不能被彩票發行機構自行壟斷，要在制度設計上確保有一個與發行機構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開發服務商存在。”程陽對本報記者表示，“一些業內人士，總是強調技術上彩票交易系統的自行研發，而沒有在更高的戰略角度擺正自身的位置，把自己置于社會焦點的風口浪尖上，把彩票發行機構置于巨大的經濟風險之上。”

　　他認為，目前體制最大的弊端是獨立的開發商、服務商市場沒有發展起來。這個方面最直接的影響表現在彩票票種和各種游戲玩法的開發上面。

　　“2006年有一次大規模的研討會，討論成立中國彩監會，因為兩個部門的阻礙沒有通過，之后再也沒有大規模討論這個事情，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禁區。”夏志宏對《投資者報》表示。

　　據夏志宏回憶，這個會議的起因是由于教育部希望成立教育彩票發行中心，發行教育彩票。

　　“實際上環保、衛生部門也曾希望發行專項彩票為相關事業籌集資金，但沒被通過。”蘇國京認為，理想的方式是成立獨立于各部委的彩票發行中心，或者說國家彩票發行局。

　　信息披露嚴重不透明

　　據記者了解，近年來每出現一次金額巨大的獎注，都會引發公眾包括彩民的廣泛猜測和質疑。

　　程陽認為，這種質疑有其合理性，因為長期以來我國彩票獲獎信息的披露不能滿足彩民的合理需求，也包括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他向記者表示，作為一個彩票研究者，我在獲取國外的彩票數據時都比國內的要方便得多。

　　“按照目前的政策規定，公益金占彩票銷售金額的35%，若以3000億銷售規模計算，年度公益金將達1000億元。但各省并沒有公布過詳細的支出賬目，每年公布的只是一個大數。”夏志宏對記者表示，不過他認為彩票公益金僅是財政不透明的一個方面而已。

　　“青島市福彩中心就曾利用彩票公益金購買豪華游艇，還美其名曰主要用于為彩民服務。”夏志宏給本報記者舉例。

　　“最悲哀的事情是，所有好事都做了，也做完了，可惜沒人知道，或者總不希望別人知道。結果大家都認為我們彩票公益金什么都沒做，錢都被彩票中心或者國家花掉了。”蘇國京感慨道。

　　說到保護個人隱私與公眾知情權的沖突，程陽表示，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不一樣，但在發達國家或地區，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知情權”與“隱私權”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

　　“與目前國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彩票管理條例》這樣的法律效力很低的下位法相比，發達國家或地區對彩票市場的信息公開，源自于法律。例如，美國1966年 7 月 4 日制定的《信息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US FOIA)，英國2005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信息公開法》”。

　　按此法律，英國的彩票發行機構沒有任何我們認為的秘密可言，不但本國公民，就是我們這些外國人遠隔重洋咨詢，他們也必須出具任何彩票相關各類銷售數據、詳盡財務報告等，不得回避。

　　“知情權與隱私權的對峙，緩和的手段只有媒體，也只有媒體才能是該悖論的最后裁決者，中國彩市20多年，尚沒有發生因媒體透風而導致中獎者不良結果的案例。彩票機構應該充分相信媒體、更不能回避媒體，中獎者更加不能以隱私權為由拒絕見證，這不僅有違常理，也沒有法律依據。”程陽對本報記者強調。

　　品種單一、返獎率低

　　“中國彩票品種的單一，枯燥，缺乏人文，歷史和趣味。已經無法同亞洲博彩業的水準進行PK了，本就處于劣勢，再不改進彩票設計和玩法，那遲早會被淘汰。”作為彩票領域的長期參與者研究者，蘇國京對此憂心忡忡。

　　中國彩票票種主要有四種，分別是樂透數字型、即開型、競猜型和視頻型。據財政部公開最新數據顯示，樂透數字型銷售額占到整個銷售規模的66%，并且在福彩項目中，雙色球一個玩法產生的銷售額約220億元，占樂透數字型的一半，超過整個福彩銷售額的1/3。

　　而被蘇國京指責為設計老土，缺乏文化和趣味性的呱呱樂等即開型游戲，目前呈逐年萎縮的負增長態勢。

　　為適應彩民的需求，中國彩票發行機構也推出了“競彩”、“北京單場”、“中福在線”等一些競猜和高頻彩票。“這些游戲項目類似于國外的博彩游戲，但返獎率卻要低很多，國外博彩游戲的返獎率基本在80%~90%，而我們最高的返獎比例才69%，這對彩民的購彩意愿無疑是個打擊。”蘇國京對記者表示。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返獎率低是造成彩民購彩資金流失的一個主要原因。雖然目前對此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據蘇國京估計，由于返獎率低等原因，導致彩民選擇私彩和外圍博彩游戲造成資金流失不低于目前年均3000億元的彩票發行規模。

　　精于足彩行業的夏志宏告訴記者，“單就足彩的競猜類品種來說，可能90%的彩民實際上都選擇了境外彩票，通常是通過國內專門的服務公司向國外博彩公司投注。”

　　一位彩票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跟返獎比例有關系，也與彩票的玩法設置有關，國內的玩法太過于復雜，娛樂性不足，容易使彩民望而卻步。“對于部門壟斷的體彩、福彩來說，他們可以坐收收益，自然沒有動力去搞創新。”該人士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