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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湖南魚販王培軍喝農藥自殺。此前，他與一輛三輪車發生刮擦事故，三輪車主跳車時致一名83歲老太摔倒。王培軍扶起老人，將其送到醫院檢查，當時老太身體無恙。王培軍妻子稱之后他們被老太家屬反復索賠，金額由數千元升至20萬。但老太家屬否認索賠20萬。（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7版）

看起來，又是一幕“農戶與蛇”一般的悲劇，魚販王培軍，扶起本不是自己撞的老人，繼而帶到醫院檢查，付清醫藥費。本以為事情會了結，可“檢查沒事”的老人居然“肋骨斷了五根”，王培軍先后兩次支付了上萬元，但卻不得不面對“不給20萬就要他命”的威脅，無奈之下，他選擇了服毒自盡。

事情真相，至今撲朔迷離。被撞老太家屬否認索要20萬，而老太的醫療花費也就3000多元，可以說，王培軍即便是“肇事者”，也已承擔了足夠的責任；更何況，他還是間接責任人。

無底洞般的索賠要求，最終將魚販王培軍壓垮。他的服毒自盡，無需過度的渲染。相形之下，我更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作為一名底層勞動者，因缺乏足夠的法律意識和抗爭想法，最終掉進被人設計的“套”里面，令人扼腕嘆息，亦叫人警醒與反思。

必須承認，無論被撞老太到底傷得多嚴重，哪怕真是王培軍所為，她也可通過法律途徑來維權，在法律的評判下，二者的責任劃分也能更清楚。王培軍也一樣，完全可訴諸于法，討個公道。遺憾的是，底層法律常識的匱乏，使得王培軍一次次“妥協”，以至于走向絕望之境。與其說巨大的賠償負擔壓垮了王培軍，不如說，它肇因于循法邏輯在底層的稀缺。

這樣的悲劇無情地上演，跟底層勞動者的維權能力有關，也牽涉到涉事部門的失職。在尋求派出所調解后，派出所理應先弄清真相，而不是和稀泥。可經過派出所調解，王培軍先后付出一萬多元的代價，可得到的不是“結束”而是漫天要價式的“索賠要求”。民警本應提醒王培軍拿起法律武器維權，而不是和這勒索式的索賠糾纏下去。悲催的是，這種追求底線共識與公平的方式，民警居然沒有“友情提示”。

試想，假如王培軍用法律武器來維權，權責明晰，不必擔心賠償上的“不斷漲高”。可以說，這本是一場完全可避免的“悲劇”，只要底層人們的法律信仰夠“豐滿”。可惜，因為法律課的空白，悲劇消弭也只能系于“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