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荔灣區綜合行政執法局聯同市城管執法局、區公安分局、區商圈整治辦等多個部門約200名執法人員，對上下九步行街商圈開展第三階段的專項整治行動。在整治行動中，荔灣區綜合執法局的劉湘陵告訴記者，城管暫扣物品、處以罰款對亂擺亂賣的攤販來說是最難接受的。

　　上下九賣牛雜 日入五六千

　　“沖突的發生也是因為巨大的利益空間。”劉湘陵說，比方說，在上下九這樣的商業旺地，我們曾經調查過，擺賣牛雜的小販一天毛收入可能達到五六千元，而在荔枝灣涌這樣的旅游景區，在旅游旺季擺賣牛雜一天的毛收入可能達到上萬元，因此常常會有正規商戶投訴亂擺亂賣的小商販。

　　劉湘陵說，平時巡查一般是2名城管隊員，他們對小販們采取的是勸導教育的方式，很少暫扣他們的物品，在有公安人員配合或者人數較多的專項整治中，才會采取暫扣物品的方式執法。“像暫扣物品、罰款、勸導、教育這些執法方式都是有法可依的執法方式，城管隊員在采用這些執法方式的時候都會告訴小販，他們違反了廣州市關于城市管理的哪一條規定。”

　　16年前，李姨與丈夫從老家來廣州謀生，在天河一家住宅小區回收廢品，一干就16年。“以前城管一來，我就得推著幾十斤重的廢品拔腿跑，跑慢一點都會被全部沒收。”她說，大約2003年后，城管的執法方式有了很大改善。日常巡查，友善的城管隊員會提醒她擺放整齊，別影響行人通行，甚至還寒暄幾句“今天生意怎么樣了”。

　　城管：難受也得自己默默忍著

　　“被商販甚至市民謾罵的事常常發生，只能選擇忽略它。所幸的是，已經有市民開始理解我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管隊員向記者講述了工作2年的心聲。蘇家權事件發生后，他的家人甚至他自己都開始擔憂人身安全。“但未真正考慮離開，既然選擇了這份工作，就做好它吧。”

　　2年前大學畢業后，他選擇了一條與大家不同的路。“同學聚會上交換工作情況，大家一聽到我是城管都會感到很奇怪，有人直接問，‘為什么要做一份惹人厭的工作’，其實我沒這么想，對我來說城管只是一份還不錯的工作。”參加工作后，他才發現遠沒他想象的輕松——工作時間比白領長，工資收入比白領少，最痛苦的還是別人的不理解。

　　去年有一天，他與同事到街上說服商販離開交通要道，被現場群眾圍起來謾罵，讓他難受了許久。他表示，城管隊員的執法方式一般都是口頭勸阻，“勸一次不聽就勸第二次，磨破嘴皮子也要讓商販離開，大部分商販都聽勸，但也有少部分聽不進去的”。但因為明白小販的謀生艱難和城管在街坊心中的形象，他在工作時都會非常克制，極少進行沒收或罰款。但即使如此，被商販甚至市民謾罵的情況還是會發生。“當初選擇這份工作已經預料到了。只能當聽不見，難受也自己默默忍著，不會跟家人或領導透露半句。”

　　“雖然不認識蘇家權，發生這樣的事我很震驚，也很難受。”事件過后，人身安全成為他和家人談論得最多的話題。“發生這個悲劇，原因只是我們穿著一身城管制服。我很希望人們理解，我們也只是想打好一份工、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已。”

　　教授：包容影響不大的擺賣

　　在城管的執法方式中，勸導教育收效不強，暫扣物品、罰款卻容易引起商販反抗。對此，中山大學城市治理與城市發展研究所所長何艷玲教授認為需要重新審視這三種執法方式，尤其慎用暫扣物品和罰款手段。

　　何教授表示，暫扣物品可以理解，但應該僅限于暫扣“違規”工具比如運送蘋果的簍子，而不是沒收了蘋果等商品，這是公民的私有財產。“現在的矛盾在于，人們不認同暫扣和罰款這兩種手段，這意味著城市治理規則的建立中，只有單方面作為，沒有得到流動商販和普通市民的共識。”而且，需要警惕執法過當的行為，連車帶貨的沒收，無異于“以一種侵權行為去阻止另一種侵權行為”。

　　何教授還建議，城市管理者應對不影響公共秩序的擺賣行為給予一定的包容和酌情處理。(記者 林靜、方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