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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名校辯論賽上，剛剛實行的“限塑令”成為大學生激辯的話題。正方天津大學隊的辯題是：“限塑令”激發了社會的環保意識；反方四川師范大學隊的辯題是：“限塑令”并沒有激發社會的環保意識。

　　辯論賽正反方賽制的設置，有點像“限塑令”這個行政產物一樣，在話題(禁令)下達之初，就注定會產生不同的導向。當年參加辯論賽的大學生們畢業之后突然發現，“限塑令”在經歷了短暫的環保教育功能之后，果然很快就淪為一紙空文。

　　但政令施行不是辯論賽。

　　現代快報記者昨日對實施五周年的“限塑令”做了深度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限塑”變“賣塑”，大超市塑料袋年賺20萬；超薄塑料袋依然“橫行”南京，隨處可買隨處可見。

　　其實，百姓根本不需要記者的佐證，日常生活明明白白告訴他們，“限塑令”壓根兒就沒起作用。

　　照這樣下去，專家猜測，像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解禁”一樣，“限塑令”可能不得不“解限”。

　　這是一個尷尬的政令荒置現象，一件值得社會深刻思考的環保夭折事件。

　　當塑料制品在現代社會生活中越來越泛濫的時候，科學家開始發出忠告，說這些東西中的相當一部分是有毒的，可能危害我們的生活和生命。而且塑料制品在地下一百年以上才會降解干凈。為健康計，為子孫后代計，“限塑”是必須的。根據這個科學理由而推動的行政立法，無疑是正確的。這已經在禁用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以及后來出臺的“限塑令”初期，顯露出它的進步性。

　　然而，為什么這兩樣禁令都在隨后有名無實了呢？急促和粗放的政令強制，是主要原因。

　　我們知道，使用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和塑料袋是百姓多年的生活習慣，成本低、取用方便、表象衛生，其背后更是有著巨大的市場份額，“養活”無以計數的生產企業。在科學普及、公眾宣傳、替代產品、執法效率以及回收處理能力、企業補償救濟方案都沒有充分的準備下實施禁令，倉促執法，單方面迷信“一禁了之”，這樣的粗放式管理必然導致法規名存實亡。面對如此現狀，由于執法成本不可承受之重和怠政風氣，許多地方便有令不行，聽之任之了。

　　更糟糕的是，由于禁令產生后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和超薄塑料袋名義上已屬非法產品，所以使用后的回收處理工作就沒有政府部門和企業的介入，實際上可能惡化了白色污染。而禁令有效的地區，會對“禁令松弛”的地區產生相對不公的“守法損耗”，反而刺激更多的地區走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樣的政令負效應，實際上將“限塑令”等置于公眾的懷疑中，使他們已經培養起來的環保意識受到沖擊。政令尷尬事小，公信廢棄事大。

　　倘若“限塑令”再像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解禁”一樣，自我否定，匆匆“解限”，那后果就更嚴重了。不能不深思熟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