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周末，年輕漂亮的李菲被媽媽“連拽帶求”，帶到了上海的人民公園。

　　在這里，她驚訝地發現，自己的年齡、身高、學歷、工作、月薪、房產和戶口變成了一張“小廣告”，在廣告欄里“待售”。

　　如今，在北京、上海、杭州、鞍山等城市，都有這樣的特殊公園，承載著兩代人的“人生大事”。這里就是白發相親角，50后、60后的父母為主體的“交易市場”，他們的“商品”則是自己的兒女——70后、80后和90后。

　　愛情是一場買賣？

　　這是李菲第一次來到人民公園的相親角。

　　她看到，藍色的遮陽走廊里，一張張適齡男女青年信息的廣告，被整整齊齊地貼在5個總長達17米的廣告欄上。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廣告紙還配有照片，甚至是大幅藝術照片。由于位置有限，有的廣告紙只能用一根細繩穿過，系在兩棵大樹之間，隨風飄蕩。“遠遠看去像一條條剛晾出的被單”。

　　父母們都建立了自己的“攤位”。為了讓自己孩子的信息更顯眼些，他們干脆將信息寫在紙板上，鋪在地上，甚至把紙板夾在樹枝上。白紙黑字，稍微考究點的會打印出來，用塑料文件夾裝好，像求職簡歷。

　　“這種父母自發組織起來、走進公園、討價還價式的擇偶模式，有著獨特的邏輯。”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師孫沛東說。

　　孫沛東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調查了上海人民公園的“白發相親”現象。日前，她的研究成果《誰來娶我的女兒》正式出版。據她統計，相親的青年中，女性占63.04%，當地人占89.13%，普通白領占39.1%。

　　“這種擺攤設點、展示兒女個人擇偶信息的方式，首先給人一種集市的印象。這些父母‘銷售’的是兒女；其次，父母們借助廣告牌，為子女在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上謀求‘吸引眼球’的機會，顯然是一種市場化的營銷方式。”孫沛東說。

　　李菲不情愿地隨媽媽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坐在她旁邊的，是58歲的企業財務人員老曹。他在上海擁有3套住房，來相親角為27歲的女兒找對象。

　　在老曹眼里，現在的擇偶行為完全可以用經濟術語來解釋：“愛情本來就是一場買賣，無論多么天真無邪的兩小無猜，用零售業的術語來說，都是推銷自己、以求對方對自己產生購物沖動的一場營銷策劃。市場潛力大，期望值高，叫價自然就高一點；市場潛力小，走勢低迷，自然就要委曲求全。就像如果你手上那塊地有石油，就一定不會把它賣給房地產商。”

　　他認為，相親角就是“自由市場”，相親就是一場“婚姻營銷”，相親就是將女兒“推銷”出去的過程。

　　坐在老曹對面的蘇阿姨，是在上海落戶不久的“新上海人”。她的兒子目前有女朋友，但她“不是很滿意”，想另找“門當戶對”的結婚對象。

　　蘇阿姨也用市場化的語言，為自己辯護：“因為我特別知道社會的行情，婚姻就像買東西一樣，憑人介紹還是范圍太窄了，還是應該到市場來看看，可以挑。這也是一種進步。”

　　讓李菲印象特別深的是，“攤位”前一位女孩家長的一聲嘆息：“今天生意不太好，來問情況的男方家長太少了！”

　　“在這位母親的心里，女兒的婚姻已經異化成了一種‘生意’。”孫沛東分析，“她也已經承認并接受了這種演變為‘經濟交易’的擇偶方式。”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直接滲透到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也包括最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越來越多的孩子和父母不再相信愛情，認為每個‘上市’的男女都有其自己的‘市場價格’，認為婚姻就是‘買東西’，還有‘行情’可以追蹤。”

　　孫沛東說，人們在擇偶過程中，已經能較熟練地運用市場化的語言，進行婚姻市場上的交易行為。“而且，這些市場化的語言和行為已成為一種權力體系，侵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而父母相親角的出現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沒有硝煙的諜戰劇

　　表面上，“相親角”大都是一派祥和景象。但婚姻市場上內部競爭機制的存在，讓相親角變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孫沛東發現，在這里，父母之間“是沒有閑談的”。每句話都猶如諜戰劇臺詞，背后都隱含著一個又一個“摸底”的企圖。

　　一個傍晚，她曾無意間聽到兩位家長間的對話。雙方似乎都對子女感到滿意，臨別時，女方家長問男方：“你這時回去，家里人都等你吃飯吧？”“走高速開車回去也就1個多小時。”“那你回去晚了，小區好停車嗎？”“我們小區車太多，就是車位少。停車費倒是很便宜的，才5塊錢1天。”

　　問題看似平常，卻含深意。這位母親最后向孫沛東透露，她是為了打探對方的居住情況：“按天計算的停車費和價格，說明他住的一般是20世紀80年代的老公房或者郊區的中檔商品房。從市中心到家需1小時、走高速，也就證明了是郊區的一處中檔樓盤。”

　　“房”，已成了80后、90后待婚青年及其家長的普遍焦慮。今年以來各地“國五條”的出臺，又加劇了這種焦慮。此外，在上海、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戶口“戰爭”依然存在。

　　上海土生土長的李菲就看重本地戶口，根本沒有把外地人列入考慮范圍。當被問及同事中就有無合適的人選時，她說：“同事很多是外地人，因為我是本地的嘛，就很難找對象了。”實際上，也有外地同事追求她，但她更希望找本地人。

　　孫培東總結，除了戶口，相親角的婚姻市場有“黑六類”：年齡大、形象不佳、職業歧視、有婚史、性格問題和屬相“污名化”。這些特征，恰好折射出了適用于相親角的普通擇偶標準。

　　時代變遷，中國青年的擇偶標準也一變再變。進入21世紀，市場資本和消費文化沖擊了青年的擇偶標準和婚戀觀念，個人的形象資本、家庭的經濟資本和社會地位，在婚姻市場上的地位更加顯著。

　　“在相親角，情感被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文化所滲透，導致了異化。愛、情、美被標了價，人的價值被分割成若干內容和等級，失去了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相親對象之間的明爭暗斗，一次次‘探底’的企圖和嘗試，也讓真正具有情感內容的過程被舍棄了。”孫沛東說。

　　人氣高，成功率低

　　市場化，讓待婚青年的信息，在公開環境赤裸裸地被挑選、評判。目前，上海人民公園“生意紅火”，每周末的家長都超過500人。在杭州的萬松書院、黃龍洞公園相親會上，相親者也摩肩接踵。

　　但市場方式，能否解決中國年輕人情感的問題？孫沛東的調研結果耐人尋味。在上海，白發相親角的成功率不足1%。這到底是為什么？

　　孫沛東認為，正是市場化的方式，造成了低成功率。

　　“人民公園這里的價碼，是中國最高的。”被稱為相親角“信息達人”的52歲電焊工老林略帶夸張地說。

　　媽媽告訴李菲，相親角里有一個潛在的市場價格。男的必須要有兩室一廳、最好位于市中心；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房產名字必須是本人；工資每月8000元以上。“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到人民公園來找女朋友。”

　　李菲本人，身高170厘米，工作穩定，待遇優厚，家庭條件優越。媽媽說得直白：“在這里，你選擇空間大，看好哪個，你就可以直接問他信息，找到一個靠譜兒的幾率很大。”

　　老林說：“到相親角來的，基本都是想打翻身仗！女孩自己掙5000塊的，想找1萬塊的；掙1萬塊的想找兩萬塊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還要找個住在市中心的。男孩也想找比自己強的女孩，最好也有房子，省得以后離婚被揩油……”

　　“來相親角的很多人都有‘釣大魚’的嫌疑。”孫沛東認為，男性和女性均有依靠心理，希望“攀高枝，搏上位”。一位替女兒相親一年的母親對她說：“在這里，優勝劣汰很明顯的。沒房沒車沒錢沒權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討老婆啊？”

　　孫沛東研究分析，“白發相親”的方式，一方面的確擴大了可選擇的范圍，另一方面，也使父母們容易產生“吃著碗里看著鍋里”的心理。他們的行動看似積極，心態上卻是只求最好，這反而降低了成功率。

　　“相親角里，經常有抱怨子女眼光太高的父母。其實，是他們自己有時太過理想化，作為‘婚姻代理’，他們不能客觀衡量自己孩子的真實情況。對兒女的感情投射使他們就像拿著一面放大鏡，不自覺地放大自己子女的優點、優勢。”

　　但如果成功率那么低，為什么父母們還是涌向“白發相親角”？

　　“效率原則不能解釋這個悖論。事實上，獨特的情感邏輯才是理解‘白發相親’的關鍵。”孫沛東說。

　　父母們的急于相親，讓子女“又愛又恨”。頗讓人玩味的一個細節是，相親角的人流高峰集中在周六。

　　“因為周六父母們談好以后，孩子們周日就可以見面了。如果周日來談，馬上就開始新的一周了，他們就要上班了，沒時間見面和玩了。”50歲的楊阿姨說。為了27歲的女兒，她來相親角“擺攤”已經4年多了。

　　“盡管事實上，他們的這種愿望經常落空，但可見父母們的迫切心情。”孫沛東說。

　　對于媽媽對自己的“劫持”，李菲表示很無奈，完全不是出于自愿。“如果以前，我是怎么都不肯來的，但現在年紀大了，確實是迫于壓力。”

　　“這里的父母都不肯吃虧。男的也想占便宜，女的也這么想，就沒法談了。這里為什么成功率低？原因就在這里。”老林總結道。

　　中國青年的“通婚圈”

　　那么，“不肯吃虧”的相親角就是丑惡的嗎？實際上，相親角的擇偶標準，正是當下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一面鏡子。

　　“來到這里的，都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孫沛東說。

　　她發現，從相親家長所處的社會階層來看，斷然沒有“富一代”、“權一代”的身影。他們都是相對小康的城市中產階級或者普通市民。而在他們面前，城市貧民和在城市的農村人口被徹底排斥在“通婚圈”之外。“從相親角的階級分層，我們能夠清晰看到階層固化的結果。”這些家長為子女篩選的“結婚候選人”，都是在同一社會階層、經濟水平下的，形成了同一社會階層、經濟階層的“通婚圈”。這被稱為“階層內婚”。

　　“相親角以階層內婚為目標的擇偶標準，表明中國整個社會結構的開放性進一步降低，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社會轉型期，階層壁壘正在強化，社會結構也在固化。”孫沛東說。

　　西方學者發表在《美國社會學研究》上的研究認為，在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階層內婚會經歷“先升后降”的過程。隨著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社會福利水平提高，人們通過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動機逐漸下降，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才會隨之下降，以愛情為基礎、跨越社會階層的的婚姻才會增長。

　　但中國的相親角，卻呈現另一種圖景：“GDP高速增長，社會福利和保障羞羞答答地滯后，人們迫切需要通過婚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擇偶與婚姻中的經濟考量日益深重。”

　　原本年輕人應該自由追求的“幸福”，已經發展成一條明晰的產業鏈。

　　“假定一個年輕人產生戀愛渴望，他很可能會去交友網站搜索信息，或者參加單身俱樂部、8分鐘約會、萬人相親大會等，然后通過情書公司表達愛意，成功后，就會購買情侶系列的產品，以顯示兩個人的親密，繼而發展到聯系婚慶機構舉辦婚禮，最終買房結婚。”

　　孫沛東也敏銳地指出：“兩代人有各自的怕與愛。然而，在子女婚姻這個問題上，兩代人的怕與愛奇妙地糾纏、融合在一起。”

　　李菲的媽媽覺得女兒在擇偶問題上眼光太高，一味強調“感覺”和“緣分”，這讓她感覺很為難。“以前幫她介紹過一個，她說剛見到就想走了，呆不下去。這個男孩我跟她爸都挺喜歡，各方面條件也都不錯，可她一直強調第一感覺很重要。”

　　李菲卻認為，被家庭、社會壓力“挾持”的相親本身才是障礙。“我還是喜歡自己找。家里的相親就意味著我失去了選擇的權力，失去了婚姻的自由。只要家里覺得條件好，我就該無條件接受，完全不顧我的感受。”

　　“歐美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表明，完全自我調節的市場最終導致的只是衰退和混亂，‘蛋糕’做大了也只會壞掉。”孫沛東最后強調，“如果沒有社會共同體的自我保護，市場的邏輯將把我們所有的人和社會關系都變成商品。對此，每一個人都得保持必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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