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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前的一次研討會上，我曾經談到民族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身份認同，而不是保留身份差異。隨后這些天，陸陸續續有些朋友要求我進一步澄清自己的觀點。其實這個觀點并不新鮮，然而，很多時候，越是簡單的道理，卻越不容易被人們記住和運用，而且知易行難。

　　需要澄清的是，主張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共同身份，絕不是在鼓吹用一元文化取代多元文化。由56種民族文化組成的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之所以色彩斑斕，恰恰是因為千姿百態的各民族文化互相尊敬、互相學習、互相借鑒。每一個民族獨特的文化印記都是作為統一、多民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不可或缺的，也是這個民族的文化身份。

　　不過，所謂民族身份也應該僅止于此。在中國，每一位公民都屬于某一個特定的民族，但這位公民的民族身份應該只具有文化意義，而不應該成為其他社會事務，尤其是經濟及政治權益的區隔標識。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發展現實，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既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又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如果國家不給這些地區以相應優惠政策，那么無疑對生活在那里的少數民族同胞來說，既不公正也毫無兄弟手足之情。不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各種傾斜政策，僅僅強調所謂程序平等，是毫無建設性可言的。

　　需要明確的是，經濟不發達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社會概念。前者指的是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后者則意味著同一區域內不同人群之間的經濟地位差別。要實現一個地方的長治久安，就要既實現這一地區與其他區域經濟增長的同步，又要實現區域內社會分配的公平。二者缺一，要么導致整個區域的被遺棄感，要么引發區域內的族群矛盾，而兩者都極容易導致身份認同的隔閡。

　　雖然可以爭辯說，分離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恐怖主義，歸根結底都是由于經濟利益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配及不同人群對分配制度的認知問題所造成的，但是，消除分離主義及恐怖主義卻不能僅僅依靠經濟手段，指望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提升了，本地區經濟弱勢人群得到了超過其他人群的經濟利益，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是不現實的。

　　恰恰相反，單純的經濟支持手段非但不能化解區域和族群矛盾，甚至有可能導致問題的更加激化。經濟利益再分配只在同一身份的群體內部能夠起到凝聚作用，一旦社會以文化甚至血緣劃分為不同的身份集團，跨身份的經濟利益再分配是很難彌合不同身份集團之間的差異乃至分歧和矛盾的。原因在于，文化認同遠遠比經濟利益共享更容易構建身份。忽視這一點，單純依靠經濟現代化建設來解決認同問題，不把維護同一地區所有公民的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與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整合在一起，就無法實現邊疆民族地區的長治久安。

　　(葉海林，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海外網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