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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關系著國計民生。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保障糧食安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也把糧食安全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近日，海外網記者就兩會期間熱議的糧食安全及轉基因相關問題，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

　　談糧食安全：不能只看口糧

　　記者：我國糧食產量已經取得了十連增，在這個背景下，糧食安全還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

　　柯炳生：糧食產量十連增無疑是個奇跡，但盡管這樣，一定要對我國糧食安全的大勢有清醒的認識。現在供求平衡壓力很大，將來挑戰更為嚴峻——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糧食安全不僅是指口糧安全，口糧我們基本自給沒問題，但還要考慮到飼料糧和轉化產品。隨著經濟水平提高，人們的消費偏好發生變化，原糧消費越來越少，轉化產品消費越來越多。如果飼料糧供應不足，造成肉禽蛋奶價格上漲，同樣會引起社會強烈反響。2007年豬肉價格上漲60%以上，影響就很大。我國去年進口了6338萬噸大豆，一部分用來榨油，一部分作為飼料，這些大豆如果不進口，在國內生產，需要額外耗費5億畝以上的土地。這是我們難以承受的。

　　未來隨著人口增長，糧食需求持續增長，根據過去十年來的實際發展情況，我個人預測每年至少增加200億斤以上。一方面是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供給怎么樣？土地資源是有限的，耕地面積基本上只減不增。根據國土資源部統計，每年都有不少耕地被占用，而新開墾的耕地非常有限，我們的生態環境已經很脆弱，不能過度開墾，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還要退耕還林還草500萬畝。此外，還受到水資源的限制，西北很多地方是有水就有地，沒水就沒地。

　　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是，耕地越來越少，水資源越來越少，農業勞動力越來越少，勞動力價格越來越高，而與此同時我們要生產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農產品。

　　更進一步地，我們講的糧食安全，實際上是食物安全的概念，即不僅僅涉及到谷物、大豆等，也還涉及到蔬菜水果等其他作物產品的生產，更包括越來越重要的肉禽蛋奶的生產。

　　談提高產量：科技是關鍵因素

　　記者：挑戰如此嚴峻，那么應該怎樣才能保障糧食安全？

　　柯炳生：確保糧食安全，首先要確保耕地紅線。我們人多地少的壓力實在太大了，而且耕地一旦被占用，是不可逆的。如果我們糧食安全挑戰不這么大的話，也沒必要這么強調守住耕地紅線。我們看到，中央政府是很關心糧食安全問題的，但地方政府的關心程度可能不像中央。這也可以理解，種糧的經濟效益是比較低的，地方政府為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會想把耕地變為非農用地，這樣就有土地出讓金，有GDP，將來還能帶來稅收和就業。在地方上怎樣平衡好經濟發展和糧食安全的關系，這是一個挑戰。

　　此外，還要加強支農惠農措施，改善農業基礎設施，改進生產組織形式，等等。但長遠來看，最根本、最關鍵的要素，還是農業科技創新及其推廣應用。農業科技不僅指研發、培育優良的糧食品種，還包括機械化、深耕、灌溉技術、設施農業等等很多方面。只有通過科技創新，才能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單產量，并推動傳統農業升級，實現現代化。

　　記者：現在我國農業科技發展水平怎么樣？

　　柯炳生：近年來，我國農業科技創新成果不少，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主糧品種的育種等技術還可以，比如水稻是國際領先水平，最差的是蔬菜、水果和畜禽品種，大量靠引進。原創性的技術比較少，但在別人原創的基礎上，我們能夠較快地跟進，這叫“集成創新”吧。

　　應該看到，我們農業科技的投入盡管有顯著增加，但是仍然遠遠不足。據有關研究，我國的農業科技投入強度(即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不到0.7%，顯著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通常2%-3%)，也低于印度(0.9%)。由于農業科技創新具有公益性強的特點，國家需要加大投入支持。工業技術可以通過知識產權來保護，農業沒法這樣，有一個創新很快大家都來用，比如你培育了新的果樹品種，農民折一根枝插在土里就能用，你怎么辦？你能去起訴千家萬戶的農民嗎？如果不能靠專利保護把科研投入成本收回來，哪個企業愿意去干這個？但從國家角度來看是值得的，這是造福整個社會。因此，我建議國家不斷增加農業科技投入，爭取農業科研投入強度到2020年達到1.5%以上。除了錢的投入，還要培養人才。

　　談轉基因：科學問題要用科學回答

　　記者：關于轉基因技術的利弊，近期大家討論得比較多，我看到您提出要“推進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您對于轉基因是支持的嗎？

　　柯炳生：轉基因問題本來是個科技問題，但是現在弄得很復雜。世界上可能沒有哪個國家，轉基因問題受到如此的誤解。老百姓對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高度關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覺得現在最誤導人的說法，是說“科學家對轉基因問題有爭議”。這個說法，讓老百姓憂心忡忡。

　　對于轉基因問題，我也是外行，具體的要問生物科學家，才能把其中的科學道理說得清楚；但作為農業大學校長，我經常被人問這個問題，無法回避。你只要談農業科技，你就無法回避這個問題。我把我了解到的情況，歸納成五句話：第一，轉基因技術對于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極為重要，潛力很大；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沒有必要這么堅持了。第二，“轉基因產品”是否安全，不能一概而論，要看轉的是什么基因。這有點像蘑菇，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所以，政府要進行監管審定；第三，“轉基因食品”是經過科學檢驗、政府審定批準生產上市的，相當于超市里的蘑菇，是安全的；第四，美國是轉基因食品消費最早、最多的國家，從來沒聽說發生過安全問題，其他國家也沒有；第五，世界上與食品安全有關的所有權威機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美歐日的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各國的科學家學會組織等，都對已經上市的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沒有爭議。也正是由于以上這些原因，代表著我國生物學界權威的61位兩院院士，才會鄭重上書國家領導人，呼吁推進轉基因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

　　對于轉基因產品進行標識，也是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的一個問題。其實，標識的目的，是給消費者選擇權，并不意味著有安全問題。現在美國不要求對轉基因食品實行強制性的標簽制度，他們認為轉基因食品與非轉食品實質性等同。也就是說，對于已經批準商業化的轉基因食品來說，其風險程度與沒有進行轉基因的同類產品是一樣的，不會因為有了轉基因而額外增加風險。歐洲和日本要求進行標識，但不是零容忍，也就是說，如果食品產品中來自轉基因原料的成分含量超過了一定的百分比，就需要標識；含量微少沒有達到這個百分比的，不需要標識。我國實行標識制度，并且是零容忍的，即只要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無論多么微少，都要標識。當然，這個制度的執行中，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

　　總之，對于轉基因技術，我國要加快研究，絕不能放松；在產業化方面，政府要在嚴格的科學審定的基礎上，分階段逐步推進，不斷釋放我國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成熟技術，來應對國外品種的競爭壓力；在產品標識方面，要完善現有的制度，并且嚴格執行，通過透明度很高的標識制度，給消費者以充分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也是消除消費者擔憂和疑慮的重要途徑。此外，有關部門也要加強科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