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18日播發《東莞一工程師“過勞死” 一個月加班190個小時吃飯不超過15分鐘》，引發輿論強烈關注。記者追蹤采訪發現，超時加班在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存在普遍性，一些企業甚至以“加班文化”為企業文化，要求員工“愛崗敬業”。這一職場灰文化在多次“過勞死”事件中被推至輿論焦點。

　　超時加班在珠三角地區普遍，公司稱自愿員工否認

　　對于工程師劉先軍“過勞死”問題，東莞市德創實業有限公司行政經理王文濤18日證實，劉先軍的確存在超時加班，其中3月份加班接近190個小時。由于用工緊缺，3月份該公司的加班問題尤其突出。

　　實際上，超時加班問題在這家擁有110名員工的公司普遍存在。東莞市人力資源局長安分局介入調查后發現，劉先軍所在工程部的其他11名工程師3月份平均加班時間也都超過100小時。

　　記者在該公司提供的一份“生產課”部門的加班統計表看到，僅3月31日這天，就有37名員工在加班，而該部門員工總人數為42人，他們最長加班時間為4個小時。

　　王文濤解釋說，雖然加班問題突出，但大多數是員工自愿加班。公司曾要求工人不許超時加班，結果遭到員工強烈反對，認為這直接影響了其收入，且有員工自愿填寫的加班申請表為證。

　　然而，不少員工對此并不認同。該公司一位陳姓員工說：“工作干不完肯定要加班，如果不填寫加班申請表，不能算加班費的，加班就是白加。”

　　劉先軍的大學同學王釗(化名)認為，填寫加班申請表實際上是在應付勞動監察部門，公司可以把責任推到員工身上，從而撇清責任。

　　“即使是員工申請自愿加班，企業也不能免責。”東莞市人力資源局長安分局副局長麥永光說，國家《勞動法》中規定每月加班時間不得超過36小時，這是底線。

　　然而，超時加班在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存在普遍性。王文濤說，很多公司都面臨訂單壓力和用工緊缺的問題，超時加班不是一家公司的“特色”。麥永光也坦言，長安鎮3000余家內外資企業中，“相當大一部分都存在超時加班”，員工每月加班超過四五十個小時的企業并不鮮見。

　　“加班”逐漸成為一種“企業文化”

　　記者梳理近年來發生的“過勞死”案例發現，超時加班成為摧殘勞動者生命健康的主要“元兇”。曾經引起輿論極大關注的案例有：2006年中興公司32歲工程師程明“過勞死”、2006年華為員工胡新宇連續加班30多天后“過勞死”、2011年普華永道25歲女白領潘潔“過勞死”。除了“白領”的過勞死個案，2010年的富士康十幾名員工連續跳樓事件背后，也存在超時加班的問題。

　　此外，“加班”逐漸成為一種“企業文化”而盛行的現象，值得關注。專家分析，“加班文化”的本質是企業“鼓勵加班”和“變相強迫加班”。在一些企業，加班甚至被認為是衡量員工敬業精神乃至工作業績的一個重要標準。而還有一些人加班是迫于擔心被孤立的群體壓力，或者基于“準時下班被領導認為不敬業”畏懼心理。

　　“無論是哪種形式的加班，其背后的資強勞弱的問題不容忽視。”廣東省社會工作學會副會長嚴書翔說，一些企事業單位為了降低人工成本，通過單位內部嚴格的考核制度、工作進度管理等，實際上是在變相強迫勞動者加班。

　　社會更需“準時下班文化”

　　一些法律和人力資源專家認為，“加班文化”盛行侵害了勞動者的休息休假權，損害了其身心健康，并對勞動者家庭和諧造成破壞，社會應對“加班文化”說不，勞動部門應對違法企業嚴懲。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違法超時加班執法發現難、企業違法成本低、懲罰力度不大、勞動者維權難等，都是造成“加班文化”盛行多年的原因。

　　而根據《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的相關規定，用人單位違反規定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對企業的罰款“按照受侵害的勞動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標準計算”。這意味著，涉嫌勞動違法的東莞市德創實業有限公司的最大處罰金額也不會超過55000元。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一級律師朱列玉認為，違法成本低造成對違法企業的法律震懾力不足，因此對違法企業尤其是加班嚴重超時的企業應處以更嚴厲的處罰。朱列玉建議，對超過法律規定的36小時的加班時間，可劃出超時等級實行階梯式處罰。超時加班時間越長，對企業的懲罰金額就應越多。

　　“此外，勞動監察部門應主動作為，尤其要加快探索科技監察的手段。”朱列玉認為，勞動部門可以向勞動者發放“用工卡”，并建立數據接收和分析的終端。勞動者通過刷此卡上下班，將是否加班、加班時間多長的數據實時傳輸到勞動部門，從而提高勞動監察的覆蓋面和效率。

　　部分專家認為，相對“加班文化”而言，社會更需要“準時下班文化”。企業應鼓勵員工在規定時間高效完成工作，而不是加班。即使加班，也應將加班時間嚴格控制在規定范圍內。(記者田建川、劉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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