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對房地產行業的影響正在深度發酵，除了二手房市場屢現官員拋售房產，被視為利益輸送高發地帶的土地審批環節，也受到反腐風暴的席卷。

　　“現在卡得很嚴，官員都擔心自己要承擔責任，事情沒有之前那么好辦。”一家全國知名房企專門負責政府公關工作的管理者李深(化名)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在很多房企總部或地方項目的戰略部門，像李深這樣從事政府公關工作的人，一直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他們本身具備多方政府、社會資源，同時也得到公司眾多資源的支持，其與政府的關系，有時直接影響項目的審批進程。

　　然而，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曾經“每日泡在飯局酒局里”的李深和他的團隊，如今與政府打交道的范圍大大縮小，獲得特批的權限也逐步降低。對于種種變化，李深自嘲道：“事情辦不成，恐怕要被老板炒魷魚了。”

　　工業用地“變性”難度加大

　　廣東某市一拆遷改造項目負責人蔡曉(化名)，正為如何讓手上的“條子”發揮原有的作用發愁。

　　該拆遷項目近一半為工業園，當初蔡曉以工業用地價格，低價從村委會獲取這個改造項目。“工業園拆遷成本低，如果都能轉變為商住用地，價值翻十多倍都是有可能的事。”他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為了使這部分工業用地轉變性質成為住宅用地，蔡曉在前兩年陸續打通了多個部門的關系，最后，他獲得市委某高層人士的幫助，領導批下來的“條子”眼看能夠發揮作用，然而，近期領導的更迭以及項目審批趨嚴，他預期的結果很可能無法實現。

　　按照他以往的經驗，領導更迭并不會決定事情是否能辦成，“對于原領導，關系繼續維護，新領導關系需要重新搭建，這樣的做法過去一直很管用。”如今，蔡曉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新上去的領導不愿接手原領導處理過的事情，都擔心如果出事會算在自己頭上。”

　　蔡曉稱，工業用地“變性”的委托請求，以往以領導“一言堂拍板”的情況居多。如今反腐力度加強，讓每個審批環節的相關負責人都感覺風聲鶴唳，“現在查得非常嚴，大家都擔心問題出在自己手上，所以事情特別難辦。”

　　廣東省國土部門一位人士告訴記者，在拆遷改造項目中，工業用地轉變為商住用地的需求一直十分旺盛，土地使用性質的轉變，是審批權和利益結合在一起的結果。

　　“工業用地‘變性’，并非完全因為利益輸送才有破格爭取到的特權，事實上，政策也有相關的扶持，如引進大型商業企業進駐該區域，政府扶持特色產業項目等等，在轉變土地性質過程中也會有優先權。”他說。

　　上述廣東省國土部門人士稱，以往政策模糊，相關審批部門也含糊對待，這里是隱藏著眾多利益輸送的灰色地帶。由于現在的政策并不明朗，且反腐力度加大，即使有優先權，相關審批部門也會從嚴執行。

　　李深告訴記者，拆遷舊改中，工業用地性質轉變為商住用地的委托過程中，牽涉眾多利益。在他的操作經驗中，往往有不少官員的利益與拆遷改造項目相關，他們本身也會委托開發商改變項目性質，如將與自己產權相關的倉庫轉為商鋪，提高賠償標準，或在自己的物業上搶建房屋，增加回遷面積等。“這些則成為開發商能夠拉攏官員接受委托轉變用地性質的重要籌碼。”

　　李深坦言，如今這些做法難度加大了不少。近兩年，廣東不少高官落馬都被牽出與拆遷舊改受賄窩案相關，所以拆遷改造項目對于官員來說，一方面能夠產生灰色收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有“說不清的關系賬”，纏上后很難擺脫。

　　違規獲預售許可大幅減少

　　工業用地“變性”審批趨嚴，僅僅是反腐效應的冰山一角。目前，反腐效應已傳導至市場供應層面。

　　廣東珠海市一家房企市場營銷部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反腐影響之下，房企和政府部分人士之前共同認可的一些辦法，如今實施的難度越來越大。由于房企獲得預售證的速度減緩，新盤供應量受到直接影響。

　　中原集團創始人施永青日前撰文稱，以前在一些三四線城市，只要開發商肯付出一點好處，要拿預售批文并不難，有些地方，即使沒有預售批文，但只要得到官方默許，開發商一樣敢開盤售樓。近日，已沒有官員敢隨便開綠燈了。結果一些開發商無法提前回籠資金，有些被迫要借高利貸，很多專為開發商提供服務的合約商難以在開發商手上收到錢，三角債的情況再現。

　　“由于有關官員一點通融都不敢給，有些城市可能整個下半年都沒有盤有條件拿到預售批文，結果，我們一早為開發商開盤所配備的人手，都只好閑置，白付工資，導致成本大增，經營困難。”施永青表示。

　　上述廣東省國土部門人士告訴記者，在一些實行限價、限購政策的城市，嚴格審批對市場的影響會更大。之前開發商能在調控政策之下活得很好，是由于這些政策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現在空間已被大大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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