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南海財經智囊團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里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咨詢機構，還是就職于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咨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并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范恒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盡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臺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于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于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臺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于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發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發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余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后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采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并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咨詢工作，并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盡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注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后，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于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布。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志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制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后，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后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里。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系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后遺癥。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后，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后，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并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并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

相關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