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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高校在捐贈資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既不專業又不公開，甚至從不向捐贈人和社會進行反饋，大大降低了捐贈人的熱情。

　　日前，擁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團和恒隆地產的陳啟宗、陳樂宗兄弟宣布，將通過家族基金“晨興基金會”向哈佛大學捐贈3.5億美元，支持該校的公共衛生學院。而今年7月份，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同樣向哈佛捐款9300萬元。近年來，我國一些大學相繼成立專門機構向社會籌集辦學資金，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但與國外名校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據統計，國內高校接受社會捐贈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而國外私立高校則近百分之五十，公立高校也遠高于百分之五。一方面是中國富豪捐款熱衷于選擇世界名校，另一方面，我國內地高校難得善款“青睞”。

　　對于捐贈人來說，捐贈收益無疑是其考慮的重要因素。社會捐贈的數額與學校的聲譽和辦學實力成正比，世界名校的科研水平、師資力量等帶來的高水平教育更有利于人才成長，其獲得社會捐贈的機會和數額也就更多，這也是捐贈人對收益最大化的考量因素。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校對捐贈資金的管理方式。美國高校大多成立了專門管理捐贈基金的組織機構，且以獨立企業的形式運作，高度市場化和專業化。這些機構會長期對捐贈人進行反饋，接納、管理、使用、公開等捐贈基金的運營都有專業人員負責。此外，為動員校友們的積極性，美國大學一般都設有校友會及從校友中遴選產生的監察委員會，“巡視”和監督學校發展。對大額捐款，還會給予冠名權等榮譽。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國內高校在捐贈資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既不專業又不公開，甚至從不向捐贈人和社會進行反饋，大大降低了捐贈人的熱情。

　　社會捐贈的意義不只是錢，更是高校開放程度的反映。目前，我國大部分院校都成立了校友會，還有一部分成立了基金會，有意識地開展社會募捐活動。以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為例，其利用社會捐贈每年在學校設立的各類獎助學金及研究基金等已經有100多項。但正如前面所言，長久以來的政府投入為主，使得大多數高校更重視如何從國家財政上爭取更多資金，對社會捐贈不夠重視，缺乏專業的組織、人員乃至相關規劃。除此之外，我國對高校捐贈尚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支持，《公益事業捐贈法》中雖然制定了免稅制度，但條件相對苛刻，且對高等教育的捐贈沒有相關的具體規定。而鑒于當前國內高校收到社會捐贈的概率相對較小，因此，不論是國家制度層面的法律法規還是高校自身，都缺乏針對性強的法規制度來約束捐贈資金的管理使用等，使得社會對高校捐贈的信任度較低。

　　對此，國內高校應主動打破相對封閉的狀況，更加關注政府與社會力量的協調和平衡，主動了解社會的需求，與其他社會力量建立相對平等的關系，形成真正包容的姿態。只有透明、專業和高效的機制，才能贏得社會捐贈的“青睞”。（許云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