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一場針對“病孩子”的金融會診正轟轟烈烈地展開。躺在手術臺上的，是甌江之畔民間資本最沸騰、金融業態最“草根”的溫州。當時，因為融資鏈條的幾近崩潰，整個溫州模式都接受著各方檢視，從決策層到當地企業家，無一不著急開出現實的處方。

　　自2012年3月國務院決定設立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轉眼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已經呱呱落地接近1000天，當初的聲勢浩大似乎逐漸變得偃旗息鼓。不僅久久未有重磅消息刺激市場，A股“溫州板塊”冷寂多時，多位曾是溫州金改智囊團的本土專家也以“不了解”、“沒研究”為由拒絕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

　　對于棋至中盤的金改進程，外界看法中也包含了一種悲觀判斷，認為其與公眾和當地政府的期望值存在落差。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過去三年間多次前往溫州調研，他也對記者坦言直觀感受：“剛開始比較熱鬧，過去一年多時間里，溫州金改的力度和社會影響力都有所減弱。”

　　不過，溫州市長陳彪日前在公開場合稱金改“業內評價高于業外評價”。而據記者了解，在溫州本地，原先醉心于線下借貸的民間金融也將目光投向時髦的互聯網金融，低調進行著新的冒險。

　　融資成本居高難下

　　“當年困擾溫州的三個問題中，包括整個民間投資渠道不通暢和老板跑路問題，但最核心的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個問題如今仍然困擾著溫州，乃至以溫州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朱寧如是說。

　　根據溫州金融辦公布的監測數據，今年11月24日—11月28日當周，溫州地區民間借貸綜合利率指數為年化利率20.2%，仍然高于全國民間借貸綜合利率指數19.53%的數值。

　　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同樣表示，對溫州的中小企業來說，金改以來，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只能說有所緩解。

　　溫州金融圈內人亦認同這一判斷。溫州惠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風控總監王鵬對《中國經濟周刊》直言:“原先出臺的一些政策的執行情況和落地情況確實沒有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況，金改提出來的目標設想與實際達成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其中最令企業融資雪上加霜的是溫州的銀行收緊錢袋。從年中數據來看，2014年上半年溫州全市銀行新增貸款只有64.24億元。而2012年單月最高新增貸款高達114.45億元，是今年半年新增數量的近2倍。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溫州部分金融機構抽貸、壓貸的情況依然比較嚴重，“總體上企業融資還是很困難，資金比較緊張。”

　　“這是因為溫州房價跌得太多，已經連續30多個月下降，銀行方面的總體授信在減少，之前銀行融資的體量大約是5000億，但目前房地產縮水30%后就等于打了七折，這部分流動性本身也需要依靠金改來推動，所以銀行對企業資金的流通和降低資金成本并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王鵬解釋。

　　一位不愿具名的溫州某行業協會負責人則對記者補充，以他的觀察，這和改革主線不夠明晰存在關聯，“最初提出金改的背景是2011年連續曝出的民間借貸危機，我們都期待最終能夠通過改革引導民間資本更好地為小企業服務，但最后的改革方案逐漸著眼于更廣闊、更宏觀的金融政策領域，核心目標變得模糊了，很難集中政策資源來主抓最重要的融資難問題。”

　　民間借貸登記難以落地

　　溫州金改，褪去激情四溢的概念狂歡，開始細節化的深度之旅。隨著改革漸入深水區，似乎還悄然改變了這座素愛抓取市場眼球的小城以往的高調氣質。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注意到一個細節：改革之初，溫州學界和政府各部門對媒體基本是“笑臉暢談”的狀態，隨著改革深入，半年后就轉變為相對謹言慎行的態度，而相比前年和去年的幾次采訪，今年采訪的聯絡難度明顯更大。

　　“我現在不研究這塊，對這個事情不太了解”、“我的身份太敏感，現在不方便多說”、“溫州的事你最好還是問問外地的專家，我們不方便評價自己”——去年曾接受過采訪的幾位溫州本土觀察人士都這樣答復記者。

　　根據朱寧的總結，溫州近三年驅動的金改措施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成立以小額貸款公司為首的側重于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二是以央行牽頭，不同銀行進一步對小微企業和問題企業進行財務援助或債務重組；三是發展互聯網金融等新興投資融資渠道。

　　記者注意到，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正是可以歸為第一類的標志性機構，因為誕生之初就被賦予提高民間借貸透明度的使命，所以集聚了多重目光。不過，其運營近三年的效果卻似乎并不理想。

　　“根據公開數據可以算出來，現在有高達九成的民間融資還是沒有納入登記體系，在已登記的融資中，也有將近一半沒有登記融資用途。”財經評論員葉檀表示。

　　記者查閱溫州金融辦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4月26日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成立至2014年2月底，共有23.5億元的民間借貸在此登記備案；今年3月1日出臺《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之后至今，在此登記備案的民間融資金額約為72億元。

　　前兩者相加不足100億元，而據周德文提供的數據，當前民間借貸市場規模為800億元左右，這意味著只有10%左右的民間借貸選擇主動登記。

　　而據相關要求，“單筆借款金額三百萬元以上的”、“累計借款金額一千萬元以上的”、“單筆借款金額二百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或者累計借款金額五百萬元以上不滿一千萬元，且涉及的出借人累計三十人以上的”，必須到平臺登記，但真正執行落地的效果顯然不能令人滿意。

　　記者還了解到，早在金改半年際，這種民間借貸登記服務的模式就被復制到了7個縣城，由于商業盈利模式并不明晰，運行的效果也是參差不齊。

　　“借錢是隱私，我有錢要出借，或想要借錢，何必去登記？”“要是我登記了，稅務局來查，那不就是一查一個準？”盡管已經有近三年的磨合期，這樣的想法在溫商中仍然占據不小的比例。

　　“觸網”互聯網金融，仍難解行業困局

　　不過，即使整體效果弱于預期，溫州本土的金融救贖的確從未停止。顏貽潘就是其中一位嗅覺敏感人士。他擁有溫州市律協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溫州市審計局特約審計員等頭銜，在搭建民間借貸公共平臺方面起步得比政府還早：2010年他在日常代理的經濟案件中發現了民間借貸潛伏的危機，成立“溫州民間借貸網”。

　　“前段時間，世界性的互聯網大會在烏鎮召開，我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說，為什么不在溫州召開？都有種‘羨慕嫉妒恨’的感覺。”身為最早介入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溫州人之一，顏貽潘顯得有些“醋意”。

　　在他看來，溫州的新金融模式已經擁有一定的互聯網基礎。記者從溫州金融辦了解到，目前已在金融辦備案的本土P2P網貸公司達到70家，規模較大的溫州貸、溫商貸等綜合評估數據比較靠前。比如今年1月至11月5日，“溫州貸”的成交量近91億元；“溫商貸”的成交量超18億元，排名全國20位以內，三信融、鼎信貸的數據也均顯示排名在國內屬名列前茅。

　　但另一個頗為尷尬的現實是，和許多其他地方雨后春筍般野蠻生長的P2P行業類似，溫州P2P也沒能擺脫草莽形象，甚至在10月和11月扮演著“跑路先鋒”的角色。

　　11月4日，瑞安“富城貸”宣布倒閉，成為繼10月溫州“融益財富”、“如通金”、“萬通財富”之后第四家倒閉的溫州P2P網貸公司。據悉，10月3日融益財富老板失聯，總損失達3000萬元；10月8日如通金官網公布停止提現，總待收2686萬元(借款人未償還投資者借貸金額)；10月15日萬通財富出現提現困難，老板失聯，總待收2750萬元——這也讓很多投資人談“溫州平臺”色變。

　　“一開始大家是蜂擁而上，溫州一個P2P平臺的投入成本非常高，一年的人員和場地成本不會少于100萬，加上宣傳費用，一年總支出不會少于200萬元。”顏貽潘對《中國經濟周刊》分析，成本高，P2P的收入主要來自貸款中介收入，所以出現了不規范運作。

　　事實上，盡管溫州P2P生態正呈現逐步改善的跡象，比如目前一些溫州P2P也成立了溫州互聯金融自律委員會和投資者監督委員會，但僅靠平臺的自律和誠信顯然遠遠不夠。

　　而和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類似，溫州P2P現在的草莽時代也只是全國的縮影，并非憑借一己之力可以根治。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出現問題的一家P2P平臺本身也是已經加入溫州互聯金融自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整個行業的監管真空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互聯網金融總體上還是屬于民間金融的組成部分，首先要指定專門的監管部門，現在銀監會、央行、電信都不管，也沒有設立準入條件。”周德文對記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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