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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年底，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瓊瑤訴于正等侵害著作權一案公開宣判，法院認定五名被告的行為構成共同侵權，判決于正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五名被告共同賠償經濟損失500萬元。判決甫出，于正工作室隨即發表聲明，稱將依法提起上訴。

　　這起訴訟所引發的輿論熱議，是近年來一系列著作權糾紛的延續——中華書局訴國學時代侵權案、“錢鐘書楊絳書信被拍賣”事件等的輪番上演，使著作權益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這種情形的出現，與文化市場的日益繁榮有關，更直指我國著作權立法存在的問題。

　　一方面，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法節奏和速度不能適應時代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全面深化，我國文化產業迎來了大發展大繁榮，與此同時，新型著作權糾紛井噴式涌現。而我國的著作權法于1990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后，曾在2001年和2010年對部分條款進行修訂，2011年7月啟動的第三次修訂至今尚未結束。“法律從它判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落后了。”雖然法律要保持其穩定性，但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連的法律必須緊跟時代腳步，否則，法律的“滯后”問題不僅會削弱其預測功能，更可能成為改革和維權的羈絆。

　　另一方面，我國著作權法在侵權懲罰機制方面存在著缺陷，因此雖有法可依，但侵權行為屢禁不止。以較低賠償獲得高額侵權收益、敗訴并不影響侵權人職業發展和侵權作品銷售等問題，在實踐中并不鮮見。如果不在立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機制和著作權侵權禁入制度，瓊瑤訴于正案恐怕很難對后來人產生震懾效應。懲罰性賠償機制在去年6月公布的著作權法征求意見稿中有所體現，最終結果如何取決于各方博弈；而著作權侵權禁入制度的建立則有賴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2014年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要點的通知》中指出，將推進信用信息公開與共享，探索在打擊侵權假冒重點領域對失信行為責任人實行行業禁入。這對于著作權保護不失為一個借鑒。

　　我國著作權法在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指出，保護作者的著作權及有關權益，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是著作權法立法的雙重目的。保護和傳播，二者看似矛盾，實則不然，“誠信”是其關鍵紐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講道德、講誠信的經濟。只有以有力的制度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社會風尚，以健全的立法讓誠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懲戒，創作者才有干勁，文化市場才能充滿發展活力。

　　個案是推動中國法治進程的重要力量。不論瓊瑤訴于正等侵害知識產權案的二審結局如何，我們都有理由相信，此案必定會促進民眾版權意識的覺醒，也會對著作權法盡快修訂完成起到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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