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純合租住的房子雜亂不堪，床頭、窗臺的空酒瓶非常顯眼。

　　45歲的男人，被村人稱為“大沒臉”，給他介紹工作，他說“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他喜歡喝酒，一喝了酒就“話多，拍拍打打，總是挑撥你。”

　　82歲的老太，帶著3個5到7歲的孫輩，成為職業乞討者。

　　而多次到大連、北京的乞討經歷，使他們成為重點穩控對象。

　　政府部門并不認可他們“上訪”的說法，因為“信訪局沒有他們的信訪記錄”。

　　最終，這個家庭有了一個歸宿，村民說，“老太太，孩子也不用遭罪了。”

　　5月2日一早，徐純合對母親說，“媽呀，我心情不好，想去金州老嬸家看看。”

　　沒有人知道徐純合為什么心情不好。在他去世前與之接觸的家人和村民看來，45歲的徐純合“沒什么高興不高興，一直就這樣。”

　　4月29日中午，徐純合帶著母親和三個孩子去了出生的村子——黑龍江慶安縣豐滿村李宮屯。

　　那天下午，徐純合在村里的小賣部買了20塊錢的燒紙、一瓶白酒、兩盒罐頭和兩個雞腿，到父親墳上燒紙。“去跟我爹喝點。”

　　堂哥徐純智，小賣部老板于永芬說，他已經很多年沒有給父親上墳燒紙了。

　　徐純合和母親最終決定帶著孩子去大連金州。當天的黃歷上寫著，5月2日，農歷三月十四，宜：出行。

　　“人老實、腦子簡單，經常受騙”

　　45歲的徐純合，幾乎一半時間是在漂泊中度過。

　　徐純合出生時，父親已40多歲，“老來得子，非常寵他。吃好的喝好的，幾乎不讓他干活。”

　　18年前，徐純合的父親去世。堂哥徐純智說，他的“好日子”自此到頭。

　　父親去世之后，徐純合和母親分了一公頃的水田和旱地。但一年后，徐純合就將土地租出去，以幾百元的價錢變賣了父親留下的兩間房，帶著母親外出打工。

　　離開豐滿村李宮屯時，徐純合27歲。“在農村，這屬于絕對大齡。沒人給他說媳婦，太懶，姑娘跟著他，遭罪。”

　　徐純智說，徐純合先后在離家100多里地的老金溝淘金、在建三江農場以及大連金州等地打工。

　　“他只讀了小學四年級，又沒有技術，干的都是出大力氣的活。”同在大連金州的堂弟徐純靜說，徐純合在金州勞務市場“站大崗”，每天等活：搬家、卸貨，拉沙子、趕海扒蜆子……

　　但徐純合“二二乎乎的、人老實、腦子簡單。經常受騙。”徐純靜說，勞務市場分幫結派，“勢力”大的才能搶到好活兒，徐純合只能做別人挑剩的、特別累的活；活干完要結賬，老板卻沒了；交了200塊錢辦暫住證，被警察查到，假證。

　　“無論打工還是跟別人打交道，他只能吃虧。”徐純靜說。

　　2005年左右，徐純合帶著母親到了伊春市鐵力市。

　　他在一個朝鮮族屯子替一家機構看門、燒炕，每天5塊錢，間或在鐵力勞務市場“站大崗”；母親撿破爛。

　　2008年左右，當地人介紹了現在的妻子——一個當時有輕度精神病的離異女人。

　　在38歲的時候，終于娶了媳婦，這一度讓徐純合很高興。他領著媳婦回到慶安，幾乎去了所有親戚家。

　　第二個孩子出生不久，一場車禍導致徐純合腿部骨折，自此再不能做重活。

　　妻子病情開始加重，堂哥徐純智發現，這個弟妹以前還能洗衣服、做飯，知道喊大哥、大嫂，現在見人就躲。

　　2010年，徐純合的第三個孩子出生。

　　在這之后，徐純智發現，平常只喝3、4兩酒的徐純合開始酗酒，學會了抽煙；表哥呂恒信注意到，徐純合的手總是發抖，“小酒杯里的酒會因為手抖而灑出來。”

　　親友們分析，徐純合家庭負擔重，生活困頓，受人歧視，又不能再干重活，他對生活失去信心。“咱農村人不就借酒消愁嘛。越喝越郁悶，越郁悶越喝。”

　　重點穩控的乞討者

　　在鐵力生活期間，徐母權玉順開始帶著孩子乞討。

　　2011年夏天，鐵力市救助站將徐純合一家六口人送回慶安。

　　豐滿村村支書王淑華說，事實上，村里對徐家一直非常照顧，為徐家5口人申請了最高額度的低保（注：徐純合的妻子為鐵力人，享受鐵力城鎮低保），徐純合、徐母和三個孩子每人每年2700元，冬天還給取暖費。從2011年開始，村里先后給他們找過三個房子，前兩個大概每年1000元左右，房費、電費都由村里交。后來因為徐母去慶安縣城 “乞討”不便，徐純合又要求在慶安住，村里又給他在縣城里找房，并給徐每年1500元用來交房租。

　　自回到慶安后，權玉順帶著三個孩子成為職業乞討者。

　　“他們在慶安客運站和步行街乞討，幾乎所有人都認識他們。”徐純智曾兩次見到伯母權玉順乞討，“癱坐在地上，三個孩子穿著或大或小、特別臟的衣服圍著她。很多人圍觀。”

　　徐純智兩次都沒有和他們打招呼，“太丟人了。”

　　慶安縣信訪局和豐滿村支書王淑華提供的信息顯示，2014年夏天，權玉順開始帶著孩子到大連金州乞討，兩次被救助站送回黑龍江。

　　2014年11月份到2015年4月28日，權玉順帶著孩子三次進京乞討，被慶安接回。

　　這一時期，徐家乞討的事情被多家媒體報道。2014年5月7日的大連晚報及大連天健網報道了權玉順帶著三個孫輩在大連乞討。

　　2月18日的北京晚報網站上，也刊發了權玉順帶孩子來京乞討的報道，她希望能讓當地的福利院收養孩子。

　　但慶安方面調查后認為，三個孩子并不符合進福利院的條件：他們的父親徐純合健在且有勞動能力。

　　對于有媒體報道權玉順是帶著孩子上訪的說法，慶安縣信訪局、豐收鄉政府及豐滿村均予以否認。“信訪局沒有他們的信訪記錄。”

　　村支書王淑華認為，“上訪”更像是徐母的一種托辭，徐母基本每次都是帶著孩子出外乞討，見到警察詢問之后就說不是要飯，而是要反映情況。

　　據財新網報道，由于數次到北京乞討，權玉順在當地重點穩控的名單之中。村干部坦陳，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們曾看著徐母不讓其進京。

　　王淑華告訴新京報記者，“兩會”期間，權玉順欲帶著孩子買票進京乞討，被村干部三次“偶然發現”后阻止。

　　今年3月8日，堂姐徐純燕和堂哥徐純智到大連金州走親戚，在火車站碰到村會計鄧利民和民兵連長張大國，徐純智打招呼，“干啥呢？”對方說，“堵你大娘呢。”

　　熟悉情況的親屬說，徐純合平時也會跟著母親和孩子出門，但他并不參加乞討。他早上騎著三輪車或者打車將老人和孩子送到乞討的地方，晚上再騎三輪車或者打車接回來。

　　“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在2011年回到慶安后，村民們發現，徐純合更懶了。

　　他喜歡穿西裝，背著手，頻繁地在屯子周圍溜達，見人就熱情地打招呼。

　　徐純合幾乎是屯子里唯一穿西裝的人了，“但賊埋汰，穿一雙拖拖拉拉的棉鞋，不穿襪子，不刮胡子，長久不換洗衣服，身上有味兒，誰都不愿靠近他。”村民于永芬說。

　　屯子里的長輩經常罵他，“你長點志氣吧。”徐純合咧嘴笑。

　　村民在背后給他起外號：“大沒臉”，意為沒臉沒皮。

　　慶安當地人顏婷（化名）長期幫助徐純合一家。顏婷說，她在慶安步行街一家超市門口看到老人領著三個孩子乞討。“孩子蓬頭垢面，給我的感覺是，這幾個孩子能活下來就是奇跡了，實在太可憐。”顏婷給他們買水，也拎著東西去家里看他們。還幫他們收別人寄來的衣物。

　　由于感謝顏婷的長期幫助，徐純合主動向她談起過很多事情。

　　2014年，徐純合對顏婷說，“我的心都散了。”徐純合無助和無奈的表情，讓顏婷很難受。

　　2014年冬天，經豐收鄉民政助理董春雨介紹，徐純合到一家澡堂工作，給客人開鞋柜存取鞋，但只做了3天。董春雨問他原因，“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孩子不用跟著他遭罪了”

　　徐純合租住在慶安縣城水泥廠小區的房子雜亂不堪，床頭，窗臺上放著幾個“老村長”牌子的空酒瓶。

　　5月2日那天，在慶安火車站外的飯館里，徐純合還喝了一杯容量為2兩半的白酒和半瓶啤酒。

　　堂姐夫李國文說，喝酒之后，徐純合話多，“拍拍打打，總是挑撥你。”

　　幾乎從不在人前顯露擔當一面的徐純合，將無助和自責留在了網絡世界。

　　2010年初，徐純合開通了QQ號，QQ空間取名為“微微塵土一顆”，內有多條求助的內容，他乞求“給我開通道路，讓我的工作順利”。

　　2013年父親節當天，他轉發了一張“父愛如山”的圖片。他說：可惜我沒做到。

　　5月5日清早，徐純合的骨灰被埋在屯子南邊一公里處的山腰，土墳低矮。黃歷上也寫著，農歷三月十七，宜：解除。在黃歷中，解除為解除災厄等事、解脫的意思。

　　參加葬禮的只有堂兄弟徐純智、徐純靜，表哥呂恒信以及兩位出租車司機。沒有放鞭炮，也沒有燒紙。

　　他的三個孩子被送到綏化市福利院；妻子被送到鐵力市精神病院；母親在慶安中醫院住院，出院后將進入敬老院。

　　“老太太和他妻子總算有個歸宿，孩子也不用跟著他遭罪了。”村民于永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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