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挑起局部侵華戰(zhàn)爭，并于4個多月的時間里占領中國東北廣大地區(qū)。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蓄謀已久的，建立在陰謀策劃和軍事準備基礎之上，史實清晰、證據(jù)確鑿。然而卻有日本右翼分子不時發(fā)出噪音雜音，或是把九一八事變歪曲成是日本關東軍受中國“排日反日”行動“刺激”發(fā)動的；或者宣稱事變爆發(fā)純屬偶然。這樣顛倒黑白、信口雌黃的言論，必須加以駁斥，以正視聽，告慰那些為抗戰(zhàn)付出鮮血與生命的前輩先烈。

　　九一八事變的歷史真相

　　日本自發(fā)動甲午戰(zhàn)爭后，從中國東北獲得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已把中國東北視為生命線。東三省保安司令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宣布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后，積極發(fā)展東北經濟，并得到英美等列強支持。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軍部的恐慌和反對，他們叫嚷：中國開港筑路侵犯了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到了下決心“解決滿蒙問題”的時候了。為入侵中國東北，日軍進行了一系列的策劃和準備，其中包括：偵察地形，擬定作戰(zhàn)計劃；調兵遣將，加緊軍事部署；頻繁挑釁，制造各種借口；利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熱煽動侵華戰(zhàn)爭。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第二大隊第三中隊河本末守中尉帶領六名士兵，到沈陽北郊東北邊防軍駐地北大營西南柳條湖，在南滿鐵路的路軌上埋設炸藥，炸毀柳條湖段1.5米路軌。花谷正少尉在事前即向關東軍參謀長和陸軍相發(fā)出電報，誣稱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與日軍守備隊發(fā)生沖突。埋伏在附近的日軍第三中隊長川島正大尉在爆炸后，即率部向東北軍獨立第7旅駐地北大營發(fā)起進攻。關東軍司令長官本莊繁批準了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擬定的命令：第29聯(lián)隊進攻沈陽，第二師團增援。

　　由于張學良忠實貫徹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方面解除了東北軍的思想武裝，另一方面對日本發(fā)動軍事進攻的戰(zhàn)略意圖嚴重誤判，當事變發(fā)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揮，導致東北軍大多不戰(zhàn)自潰。1931年9月19日晨，關東軍攻占北大營，占領沈陽城，然后向沈陽以北和東南兩個方向進攻。至9月25日，關東軍侵占遼寧、吉林兩省大部，占領了長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條鐵路。10月3日，關東軍以遼、吉兩省為基地，開始向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方向進攻。黑龍江省代主席兼代軍事總指揮馬占山率當?shù)伛v軍頑強抵抗，展開江橋抗戰(zhàn)。激戰(zhàn)至11月18日傷亡慘重，被迫撤退。日軍隨即占領齊齊哈爾，并攻占黑龍江省大部。12月下旬，日軍主力兩個師團、六個混成旅團兵分三路進犯錦州。1932年1月初，日軍奪取錦州。蔣介石下令東北軍一部撤至關內。2月初，哈爾濱失陷。吉林省和黑龍江省政府也不復存在。至此，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全部淪陷，3000萬同胞淪入敵手。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此舉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首次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動，它開始打破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所確立的世界秩序，標志著東方戰(zhàn)爭策源地的正式形成。

　　侵占中國東北是日本長期謀劃的戰(zhàn)略目標

　　歷史事實早已證明，說“中國軍隊破壞了南滿鐵路的路軌”，是日本政府欺騙國際輿論的徹頭徹尾的謊言。一些關東軍當事人早已指出，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作戰(zhàn)主任石原莞爾和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等人長期策劃的。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少校參謀花谷正已經交代了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的詳細經過，正是日本關東軍若干校級軍官陰謀策劃了這次事變。

　　事變發(fā)生后，日本當局把九一八事變當作一個“突發(fā)”事件，似乎日本軍部與政府的看法不同，這些都是騙人的鬼話。制造九一八事變的具體計劃，固然是由關東軍校級軍官策劃的，但計劃一旦執(zhí)行，立即得到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的支持。制造柳條湖南滿鐵路路軌爆炸是一件不大的事件，調動師團兵力進攻沈陽以及東北各省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日本認為制造柳條湖路軌爆炸是錯誤的，就應該立即懲處肇事人員，而不會發(fā)生進攻沈陽和東三省的侵略行動。

　　國民黨政府把遏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英美等列強的出面干涉，幻想依賴國際聯(lián)盟壓迫日本撤兵，與日本達成某種妥協(xié)。中國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三次抗議，并向國聯(lián)提出申訴。日本發(fā)表《關于滿洲事變的第一次聲明》，誣指“中國軍隊破壞了南滿鐵路的路軌”，強稱日軍“有必要先發(fā)制人”。國聯(lián)理事會通過九項決議：要求中日雙方防止事態(tài)進一步擴大。日本代表雖在決議案上簽字，但日本內閣并沒有約束軍方。關東軍繼續(xù)炮轟通遼，轟炸錦州。國聯(lián)并未譴責侵略者。1931年10月初，中國駐國聯(lián)代表施肇基照會國聯(lián)秘書長，要求立即召開理事會，采取措施恢復事變前狀態(tài)，賠償中國損失。國聯(lián)理事會未能通過要求日本在限期內撤軍完畢的中日問題決議案。日本政府隨即發(fā)表《關于滿洲事變的第二次聲明》，再次為其侵略行徑辯護。

　　顯然，九一八事變已經造成中日之間嚴重外交交涉，造成國際間安全的嚴重危機。國聯(lián)開了會議，要求不擴大事態(tài)，日本拒不理睬，照樣擴大侵略行為。日本政府聲明一再誣陷中國士兵。事實上，事變的設計者事先已經估計到國際反應。正如1927年關東軍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并未引起國際反應一樣，他們認為制造柳條湖爆炸也不會引起強烈的國際反應。事變后，日本政府一再在國際上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不是充分證明，日本政府是九一八事變造成的擴大侵華全部結果的幕后指揮嗎？

　　日本軍部和政府一再容允、追認、支持日本軍人在中國的侵略行為說明，制造九一八事變完全符合日本政府的戰(zhàn)略需要。可以說，占領中國東北是日本政府長期謀劃的戰(zhàn)略目標。以“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為宗旨的明治天皇，早就把朝鮮、中國作為他“開拓”的對象。1895年甲午戰(zhàn)爭的勝利使日本開始接近這一目標，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的勝利，使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南部有了一塊基地。大陸擴張主義者田中義一在1913年考察東北以后，在《滯滿所感》一書中宣稱：“我們認為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1927年，田中義一主持了日本東方會議，正式形成了大陸政策，明確將“滿蒙”與“中國本土”相分離的方針，制定對中國事務實行武力干涉的政策。這就從國策上把占領中國東北確立為日本的戰(zhàn)略目標。戰(zhàn)略目標確定后，至于如何實施、何時實施、何人實施，就純粹是一個戰(zhàn)術問題了。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們認為，1931年9月實施戰(zhàn)略目標是一個恰當?shù)臅r機。盡管軍部和政府似乎在推卸責任，似乎柳條湖爆炸行為不是政府計劃下的產物，卻沒有任何人譴責這種行為，就是因為這種行為符合日本政府既定戰(zhàn)略目標，日本借此一舉獲得了占領中國東北的機會，為分割滿洲與中國，進而為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獨立國家”鋪平了道路。這不就是日本政府大陸政策的部分內容嗎？

　　駁所謂中國民族主義“刺激”九一八事變謬說

　　已故日本慶應大學法學教授中村菊男分析九一八事變的原因，把責任推到“中國民族運動的抬頭”。“在滿洲和中國大陸，排日、抗日運動風起云涌，俄日戰(zhàn)爭以來，日本所獲得的權益，因之逐漸受到‘侵害’”，他認為，在1924年，中國新抬頭的民族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組成共同戰(zhàn)線，“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遂受到很大威脅”。他還認為，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在滿洲掛起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后，滿洲在政治上便與中國本土連在一起了”，這與日本政府關于分離滿洲與中國的國策是不相容的。他的結論是，九一八事變是“尋求壯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滿洲遭遇到抵抗，中日兩國的利益在滿洲的沖突。”中村菊男這種評價，根本站不住腳。其實質就是在尋找侵略中國的理論根據(jù)，或者說就是一種發(fā)動戰(zhàn)爭的理論。

　　把一個獨立國家的領土（如中國東北）當作是日本發(fā)展的生命線，在當今國際法意義上說，是聳人聽聞的。即使按照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為西方各國首肯的國際法，也是不合法的。按照對中國極不平等的《樸茨茅斯條約》（1905）和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附約》（1906）規(guī)定，日本在中東鐵路南部獲得了某種特殊權益，東三省主權還是屬于中國。日本要把東北與中國本身分割開來，有什么國際法根據(jù)？日本要把東北當作日本發(fā)展的生命線有什么國際法根據(jù)？日本的侵略激發(fā)起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是十分正當?shù)膯幔糠钕弟婇y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強烈感受到日本侵略東北的壓力，決定改旗易幟，服從國家統(tǒng)一的大局，不是很正常的嗎？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愛國的民族主義，是反侵略的民族主義，是被日本和歐美帝國主義侵略逼出來的民族主義，是謀求民族自立和國家獨立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沒有妨害他國的民族利益。日本把自身發(fā)展的民族主義利益寄托在對中國侵略和占領的基礎上，完全是一己私利，完全漠視獨立國家的主權，完全漠視中國人的生存權利和基本人權，是軍國主義的，是帝國主義的，是殘忍的，是道德低下的。

　　所謂“尋求壯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滿洲遭遇到抵抗，中日兩國的利益在滿洲的沖突”，似是而非。這句話應該解釋為尋求擴大對華侵略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中國遭到抵抗，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排日、抗日表現(xiàn)。難道中國人民面臨深刻的民族危機，在自己的國土上對日本侵略表達不滿就不應該嗎？就應該俯首帖耳聽任日本侵略者宰割嗎？就成為日本擴大侵略的根據(jù)嗎？“壯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要用占領中國領土來實現(xiàn)，要用武力干涉來實現(xiàn)，這就是露骨的軍國主義理論，是“侵略有理”論。

　　這種軍國主義的戰(zhàn)爭理論正是策劃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的理論。他在策劃九一八事變時就在關東軍內部提出了所謂“世界最后戰(zhàn)爭論”的構想，認為“世界大戰(zhàn)之爆發(fā)，決非很久將來之事，從現(xiàn)在起，我們應有充分的準備和覺悟”，他還提出了“以中國問題的解決為世界最后戰(zhàn)爭的一環(huán)”的設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過去十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就在策劃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了。由此可見，說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東方戰(zhàn)爭策源地，在這里找到了多么充分的證據(jù)。

　　九一八事變開始了日本14年侵華戰(zhàn)爭的歷程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即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實現(xiàn)其將東北與中國內地相分割的計劃。隨后借故發(fā)動一二八事變，大舉進攻上海。日軍通過對上海的進攻，實現(xiàn)了扭轉國際輿論關注東北問題及策劃成立偽滿洲國的戰(zhàn)略目的，通過對國民政府的軍事壓力強化了在東北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淞滬抗戰(zhàn)中，處于劣勢的中國軍隊，在全國民眾的熱情支持下頑強抵抗一個多月，雖蒙受慘重損失，卻重創(chuàng)日軍，振奮了全國民眾的抗戰(zhàn)士氣。日本占領東北，成立偽滿洲國，大舉進攻上海，完全是非法的，是滅絕人性的，是沒有任何國際法根據(jù)的。

　　如果說日本在天津駐軍還符合《辛丑條約》的話，1932年后日本華北駐屯軍發(fā)動山海關事變，配合日本關東軍逐漸蠶食長城內外，把軍隊移駐到北平西南豐臺，就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這是造成盧溝橋事變的根源。日本學者爭論宛平城的第一槍是誰開的，這在純戰(zhàn)爭史或者軍事學角度看可能有某種意義，但在日本侵略中國這個大主題上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日軍到了北平附近的豐臺，本身是完全非法的，除了肆意侵略，難有更準確的解釋。即使第一槍不是日軍開的，也改變不了日軍侵略的本質。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14年侵華戰(zhàn)爭燃起的第一把戰(zhàn)火，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起點，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序幕。人類公理正義必將戰(zhàn)勝邪惡與貪婪。日本的失敗結局是必然的。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之際，這段歷史應該被世人永遠銘記。雖然我們已經遠離了當年的血與火，但要深知和平來之不易，要為捍衛(wèi)人類和平盡心竭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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