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于考古工作計劃和技術隊伍力量及發掘經費等方面原因，大部分古窯址都隱藏在山野之間，少為人所知。至今，僅有澄邁縣的福安古窯址進行了科學發掘。

　　2002年和2004年福安窯址的兩次發掘填補了海南古窯址考古上的空白，而從福安窯址發掘出的近4000多件陶瓷器文物，為研究海南古代陶瓷技術和工藝傳統提供了新的資料，同時也為探求海南島在明清時代手工業的發展狀況提供了重要實物。

　　位于澄邁中部的中興鎮福安村，是一個靜謐的小村落，村落附近有一個小山嶺，山嶺旁有一條美楊河繞嶺而過。在海南古窯遺址地圖上，這個其貌不揚的碗灶山嶺周圍聚集了至少有5處古窯遺址。

　　對于這些古窯遺址，當地村民們已經說不出它們的歷史來源，一直以來，村民們在山嶺上墾荒或放牛時，時常會撿到一些零碎的陶土片或瓷片，因此這個山嶺也被當地村民稱之為“碗灶嶺”。

　　僻靜山村窯址扎堆

　　已經從澄邁縣文體局退休的李曼莉2004年當年參加了福安古窯遺址的挖掘，她認為，雖然澄邁歷史上甚少有關于古窯遺址的記錄資料，但從當地的地形和土質上，大概可以猜測出前人選擇福安地區建立燒窯的原因：“當地的土質雖然不是特別好的黏土，但燒制一般民用陶瓷用器已經足夠，加上山坡地形可以建造大型的龍窯，附近的美楊河既提供了水源，又是重要的交通運輸河道，綜合考慮，福安地區確實算是建造古窯比較好的選擇。”

　　幾百年過去，當年日夜旺火燒制，人來車往運輸瓷器的熱鬧景象已不再現。唯有犁翻土地發現的碎瓷片，是那段歲月在人世間留下的直接憑證，讓后人遐想昔日光景。

　　2002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福安古窯進行了試探性發掘，在窯址的中心偏南地帶挖掘了近150平方米的面積。發現了陶瓷器堆積坑3處，這是較偏離古窯址中心的廢棄陶瓷器堆，出土了大多是燒制不成功被丟掉的陶瓷器次品殘片和少量較完整的陶瓷器。

　　經對這些發掘出土的陶瓷器質地、器形及燒制工藝和窯爐形制特點的初步分析判斷，省考古專家認為福安古窯址的燒造生產年代大概是在清代。與當時在南海西沙群島出水的瓷器相比較，福安古窯出土的瓷器在品相上較為粗糙，估計其燒造年代要較晚些，并是一般民窯生產的。

　　盡管那次試探性發掘尚未解開海南古窯是否與海上絲綢之路有相關聯的重重謎團，但考古學家們已經躍躍欲試，期待開展正式科學發掘，親手揭開那掩埋在地下上百年的文物，深度挖掘出一段海南古窯煙火史。

　　福安技藝從何來

　　根據前次的試探性發掘和進行考古鉆探，省考古隊對福安古窯遺址主要區域、分布面積以及對出土陶瓷器的初步分析，有了一定的了解。經過向國家文物局申請批準，于2004年由時任海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郝思德研究員任考古領隊，正式開展對澄邁福安古窯遺址進行第二次科學發掘。

　　約有2000多平方米面積的福安古窯遺址坐落在當地名為碗灶墩山的岡坡上，主要呈坡式形狀修建。為保護古窯遺址的完好，考古隊按發掘探方依次從坡頂上，自上而下進行清理發掘。經過約一個多月的發掘，福安古窯遺址上的5座窯爐得以重見天日，都為橫式階級窯，其中，1號和2號窯爐保存的比較完好，出土了上千件陶瓷器文物。最為完整的2號窯爐長有15米，寬3米，主要是由火膛、窯室、燒溝、投柴口、煙道等構成。

　　郝思德研究員說，此次發掘發現，福安古窯的窯爐主要形制結構為橫式階級窯，屬龍窯系統。這樣的窯形可保持空氣順暢流通，火力充分，燃燒較旺盛，適合大規模批量式地生產陶瓷器。

　　據了解，目前我國發現的古窯形制結構大致可分為南方的龍窯和北方的饅頭窯。龍窯形制多是依山坡而建，由上自下，如龍似蛇，呈長條形，故名為龍窯。龍窯內的容量空間很大，一次性可燒制幾千件至上萬件的陶瓷器。

　　郝思德研究員介紹，龍窯最早發現于商代，經過上千年的發展，到明清時期在南方地區多有發現，而福建地區在明末清初時期又出現橫式階級窯。根據福安古窯爐的形式特點，與福建發現的屬龍窯系統的橫式階級窯結構較為相似，應是受到了福建古窯的一定影響。因此，再結合海南島的移民歷史，是否可以進一步推測，海南島的陶瓷燒造技藝，至少澄邁地區的古窯燒造技術，應可能是由福建地區遷瓊移民攜帶而來的。

　　而更能佐證福安古窯生產時代的是來自窯址當中發掘出的一枚銅錢幣。在古窯址出土的上千件文物中，竟然僅發現了一枚錢幣，已經足以令人稱奇。更讓人稱奇的是，這枚銅錢幣最后經考證，實是產自康熙年間南明政權的“洪化通寶”。這枚錢幣并不簡單，它的制作流通還有著一段淵源歷史。

　　在明末清初，清順治帝為奪取全國政權，先后起用三邊總督洪承疇、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等明朝降將為其開路打先鋒。康熙帝即位后，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作為“有功之臣”分駐各地，論功受賞，史稱“三藩”。三藩各有重兵，分據地盤，在用人、征稅、鑄錢等方面各自為政，儼然是三個獨立的小王國。“三藩”都曾自行鑄錢流通。1678年，吳三桂病死后，其部將擁戴吳三桂的孫子吳世璠在貴陽襲號，改元“洪化”(公元1679-1681年)，并鑄“洪化通寶”。1681年清軍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延續8年之久的“三藩之亂”被平定，三藩錢幣也隨之消亡。

　　見證海南手工業發展史

　　中國的古代先民從萬年前就掌握了制陶技術，陶器的出現使得人類的生產生活有了較大改善，而從各個時代的制陶工藝和陶器工藝品中，可看出人類各個時代的審美觀念的變化，更可窺得社會的發展狀況。

　　在福安古窯址的發掘中，最為矚目的莫過于4000多件出土的陶瓷器文物。這些文物為研究海南古代陶瓷技術和工藝傳統提供了新的資料，也為探索明清時期海南手工業的生產狀況提供了有價值的實物。

　　郝思德研究員介紹，福安古窯址考古發現的瓷器釉色分為青釉、青白釉、青黃釉、醬釉、褐釉和青花等種，器形主要有罐、壺、碗、盤、缽、碟、盅、盆、甕、杯及器蓋、香爐、燈盞、煙斗、瓷權(秤砣)等，另有人頭像、孔雀、鴨頭、青蛙、龜等器物。其中，青花器形有的帶字款、花卉圖案，有的瓷罐帶有海南地方特色的青蛙紋樣。同時，還發現大量窯具，主要有墊餅、墊圈、墊缽等。

　　“從發掘出土的陶瓷器文物種類可以看出，福安窯址是一個批量生產民間日用生活器皿的商業性民窯。這些出土文物的收藏價值可能不高，但是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當時海南社會民間的生活狀況。”郝思德說。

　　比如，福安古窯出土的上千件文物中，有上百件的陶制煙斗。煙草原產自美洲，是在明朝萬歷年間才傳入中國，到明清兩朝期間，才開始在民間流行吸煙。這上百件的煙斗，可也反饋出當時的海南島煙草已經有了一定的普及。

　　香爐的數量在此次出土文物中所占數量也較多。在古代，香爐是一件較為重要的器皿，質地、款式以及雕刻的花紋和文字，都表示一定的用途，也反饋出使用人家的家境狀況。在本次出土的香爐當中，有部分香爐上印刻著蓮花花紋。蓮花是佛教及佛教藝術中常見的一種象征物，從中可見在當時海南島上已經有佛教文化比較盛行。

　　此次出土的大部分陶瓷器都屬于尋常百姓生活器皿，在儋州、白沙、保亭等市縣都發現有相似的青花碗、褐釉罐、瓷權等瓷器。盡管福安窯陶瓷器的質地及制作工藝較為粗糙，目前還難以來證實海南島的古窯址是否與南海絲綢之路上陶瓷貿易有著一定的關聯，但福安古窯址的發掘還是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矚目關注。

　　至今在澄邁境內，手工陶藝技術仍在民間代代相傳。2006年在橋頭鎮的紅坎嶺，一些來自全國各地的陶藝家集聚在此，開設了紅坎嶺陶藝文化園。

　　從福安古窯址兩次挖掘出的上千件陶瓷文物，也成了澄邁乃至整個海南古代手工藝發展的文化符號，展示了海南明清時代的手工藝技術以及民間文化的發展。

　　目前，這些文物被分成了兩批，一批在海南省博物館內展出，另一部分留在澄邁縣博物館收藏。

　　據省博物館透露，目前我省文物部門正在計劃對福安古窯址進行再次發掘，能否通過這次考古再次揭開海南島在明清時代的古陶瓷工藝、外銷以及與海上絲綢之路之間的相聯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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