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大會我說兩句】系列八

　　國際互聯網大會觀察：面向新“兩個大局”，從供給側視角認識“互聯網+”

　　作者：亥時熱評-高鵬? 中國財政學會投融資研究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行為法學會金融法律行為研究會常務理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經濟學博士

　　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我國要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和“互聯網+”行動計劃。作為落實上述“兩個戰略”和“一個計劃”、彰顯建設全球互聯網大國決心、拓展全球網絡經濟空間的重要舉措，我國定于今年12月16日-18日在浙江省烏鎮舉行第二屆國際互聯網大會，主題定為“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信息時代的到來對大國戰略帶來新挑戰，全球性大國既要統籌傳統視角下的“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亦需兼顧虛擬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這一對新的“兩個大局”。國際互聯網大會作為信息時代中國大國外交的新平臺、新名片，彰顯我國在虛擬網絡世界加強對外互聯互通的大國氣魄，并與“一帶一路”形成國家戰略協同，體現出直面虛擬和現實世界“兩個大局”的挑戰，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與公共產品供給的視野、雄心與抱負。

　　今年7月，國務院正式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了“互聯網+”的11個重點領域及具體行動。“互聯網+”行動計劃作為順應互聯網與經濟社會各領域融合發展趨勢、拓展網絡經濟空間的重要舉措，是創新、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生動體現。結合總書記在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兩個著力”（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表述，著眼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對“互聯網+”進一步作出四方面的判斷及建議。

　　第一，“互聯網+”兩位一體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嬗變的正面效應應予重視和總結。“互聯網+”的本質，是依托信息基礎設施與網絡技術，實現信息、資源等互聯互通、交互共享的平臺。從經濟學視角看，“互聯網+” 有效降低了全社會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與交易成本，其優勢突出體現在對社會存量資源的重組、優化乃至盤活。例如，滴滴打車的“順風車”預約服務和“快車”服務，通過雙向對接乘客的乘車需求和車主的車位供給，從時間和空間上“盤活”了社會上眾多私家車輛的閑置車位資源。從社會學視角看，“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緩解傳統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導致的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等社會問題。以筆者在粵東地區調研的實地見聞為例，廣東省潮州市潮安區龍泉鎮龍湖古寨素有“廣東省最美人文歷史村”的美譽，CCTV百集紀錄片《記住鄉愁》曾在此取景拍攝，但古寨之美止不住當地青壯年遠赴珠三角打工的步伐，村莊一路所見盡是耋耄老者和弱冠少年；與龍湖古寨相隔數小時車程的揭陽市揭東區錫場鎮軍埔村，則通過發展電子商務成為遠近聞名的“淘寶村”，一度外出務工的青壯年勞力紛紛回鄉創業，在推動了當地商業、物流業、小生產大發展的同時，也成功“留住了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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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指出，“互聯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廣泛而深遠，難以一言蔽之。例如，網絡社交、網絡購物、網絡游戲的發達，在豐富及便利百姓生活的同時，也間接導致社會上宅男宅女的激增，降低了社會互動程度、制約了人的“社會性”，這些社會發展“新常態”、‘’新趨勢‘’也應予密切關注。

　　第二，實體經濟受益程度是評判“互聯網+”成效的最終標準，能否由側重消費端、需求側轉向側重生產端、供給側，由商業模式引領轉向科技創新驅動，將成為“互聯網+”撬動實體經濟提質增效的關鍵。‘’互聯網+‘’，‘’+‘’號后面是關鍵。迄今為止，“互聯網+”正面效應主要體現在商業流通領域，特別是電子商務持續爆發式增長，今年天貓雙十一全球狂歡節總交易額高達912億元，為世界矚目。但消費端、需求側的持續蓬勃發展有賴于生產端、供給側的技術創新、結構優化、質量改進、效率提升。未來，結合《中國制造2025》，通過兩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推動“中國制造”的全面升級，應成為“互聯網+”的主攻方向。力爭通過研發設計制造各環節創新能力的提升，生產出更多適銷對路的產品，使中國人赴日“爆買”電飯煲、馬桶蓋的一幕不再重演。此外，包括BAT三巨頭在內，國內眾多互聯網企業主要依托網絡平臺開展商業模式創新，門檻低、利潤薄、可復制性強、同質化競爭嚴重，應引導更多互聯網企業走上科技創新驅動、追求高附加值的發展路徑。

　　第三，在對“互聯網+”發展因勢利導的同時，切忌夸大甚至‘’神化‘’其作用，三方面潛在風險應予高度關注。一是市場風險。各類互聯網平臺具有不同程度非排他性、非競爭性、不可分割性等公共產品特征，且帶有一定程度自然壟斷性。這意味著，社會有效需求能夠認可、接納的網絡供給平臺是有限的，缺乏產品服務創新、規模優勢以及同線下資源高效對接整合能力的線上平臺將被迅速淘汰，這也正是互聯網業界追捧‘’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信條的內在原因。在當前社會資本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高度青睞追捧“互聯網+”題材的氛圍下，以及各行業O2O企業不斷涌現的背景下，市場供求一旦失衡，互聯網產業泡沫也將成為大概率事件，之前網絡團購市場上“百團大戰”的案例充分顯示出市場競爭“大浪淘沙”的殘酷性。二是政策風險。在當前宏觀決策部門對“互聯網+”抱持“放水養魚”、樂觀其成態度，以及政府監管遠遠跟不上“互聯網+”創新步伐的背景下，眾多互聯網企業通過政策及監管套利實現低風險、低成本擴張，其中尤以P2P、第三方支付等互聯網金融表現最為突出，最近爆發的e租寶事件充分暴露了監管缺位下P2P網貸的潛在風險。下一步，伴隨認識的深化、政策的到位、監管的完善，互聯網金融等新業態監管套利、政策套利的空間必然日趨萎縮。三是外部風險。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端國，坐擁全球互聯網的主動脈，全球13臺互聯網域名根服務器中的10臺也由其控制，并可通過在其域內的互聯網域名與地址管理機構（ICANN）實現對全球網絡域名及地址的監管。中國作為互聯網發展的后起之秀，在力爭實現“彎道超車”的同時，必須未雨綢繆，超前布局、建設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主動預防互聯網超級大國在特殊時期、特定情形下“釜底抽薪”，對我國互聯網相關產業乃至整體經濟安全造成的影響。

　　最后，“互聯網+”是一項系統工程，切忌單向應用思維，應注重頂層設計、通盤謀劃、系統布局，實現綜合推動。以電子商務為例，筆者調研或研究江蘇省沙集鎮、廣東省軍埔村等知名“淘寶村”時的突出感受是，政府引導的“有形之手”與市場主導“無形之手”必須緊密配合，工信、工商、商務、質監、財稅、人行等相關政府各部門間也須通力合作，從而推動構建涵蓋產品生產、技術支持、網絡營銷、物流配送、微型金融、教育培訓、市場監管、風險防控、危機公關在內的電子商務產業支撐體系。（亥時熱評-高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