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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藥盒上打上報關價，國產藥出廠時在藥盒上打上出廠價”，針對藥價虛高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預防腐敗局原副局長崔海榮日前提出建議。?（《法制晚報》3月6日）

　　“藥價虛高”飽受詬病。曾有業內人士坦言，“90%以上的藥品都有降價空間，價格砍掉50%一點問題都沒有”。而且，對于大多數患者來說，確是“信息不對稱”，一般并不掌握虛高藥價的“出廠價”。

　　可即便如此，僅簡單通過“在藥盒上打上出廠價”方式，是否就能根本有效解決“藥價虛高”問題？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至少，對于“處方藥”來說，這一“藥盒上打出廠價”的“藥方”，是不可能治得了“藥價虛高”這一醫療痼疾的。眾所周知，所謂“處方藥”，就是那些患者不能自行選擇購買，而只能由醫生決定、憑醫生處方購買使用的藥品。如依據《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處方藥必須憑執業醫師或執業助理醫師處方才可調配、購買和使用”。調查顯示，2013年我國非處方藥和處方藥市場規模分別為1783億和9521億元，各占約15%和85%。而據此前媒體調查，目前我國存在嚴重“藥價虛高”的，主要正是處方藥而非非處方藥。

　　為什么在經過醫生之手后，“處方藥”就會產生“虛高”問題？個中原委當然也并不復雜，無非還是因為，在現行須通過藥品來“創收”的“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下，醫生必然傾向于以開“大處方”方式來創收掙錢，在開方抓藥時“只選貴的、不選對的”，因為“越是價格虛高的藥，回扣越多”。這正如全國人大代表鐘南山院士日前指出的，“現在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主要還是靠創收。美其名曰是多勞多得……不是來自醫生的勞動，或者工作的難度，而是來自開的檢查藥物和項目”。

　　這種背景下，僅憑“在藥盒上打出廠價”，顯然根本無法解決處方藥價的“虛高”，因為即便知道出廠價，患者也無法自主購買更廉價“處方藥”，而只能由醫生來決定；另一方面，對于藥廠來說，即便熟知藥品出廠價，同樣也可能不敢“在藥盒上打出廠價”，以至于得罪那些真正掌握著患者用藥權的醫生，這正像曾有藥企負責人吐槽的，“藥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醫生的利益空間沒有了，誰來給你開藥？”

　　基于對醫學規律和醫生專業知識素養的尊重和信任，同時也是基于對患者生命健康的負責、避免亂用藥可能產生的風險，將“處方藥”的使用決定權托付給醫生，規定其只能憑醫生處方購買，無論從醫學還是法律角度看，當然都是合理必要的，也是國際通行的用藥規則。但問題是，在不合理的“鼓勵醫務人員創收”醫療體制下，這種原本合理的醫生處方權，顯然是嚴重扭曲、異化了，不僅有負患者對醫生的托付和信任，推動藥價虛高、損害患者利益，而且最終也會玷污醫務人員的形象、乖違“懸壺濟世”的醫學倫理，并無形中埋下醫患矛盾隱患。這正像原衛生部部長高強曾直言的，“這種機制是把醫務人員推到了群眾利益的對立面，是導致醫患沖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既傷害了群眾利益，也傷害了我們醫務人員尊嚴和白衣戰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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