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媒體人羅爾為女兒籌款遭質疑事件，已過去了一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密切關注熱點，但在熱點傳播的潮水平息之后，又會立馬遺忘熱點帶來的經驗與教訓。熱點的速朽并非好事，因為許多重要的、關鍵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因此，類似的熱點總是不停出現，并陷入相同的僵局。

　　就羅爾的行為是否構成騙捐，是否應該向社會求助，輿論也有不少對立意見。例如，既有人質疑羅爾有三套房、一輛車為何還要公開求助，也有人表示他的孩子確實得了重疾，求助是個人自由。很多觀點并不在一個層面，但在同一個輿論場中不斷發生摩擦。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慈善法》得以通過。不過該法案有意繞開了對“個人求助”的規范，原因在于《慈善法》旨在規范和監管組織，不針對個人求助行為。此外，立法者認為個人求助是一種自然權利，無需專門法律規定，而如果求助中存在欺詐行為，那么應當由包括刑法在內的其他法律來應對。

　　不同人群的觀點千差萬別，源于信息傳播本身存在很多溝壑。比如，新聞媒體的消息更全面，網絡社交工具的信息相對片面。尤其是社交媒體呈現出“圈層化”的狀態，再加上人們對信息敏感度的區別，也會讓不同圈層的人所接受的信息發生差異。那些彼此展開罵仗、互相指責的網友，之所以互不服氣，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接受的信息不一樣。

　　除了信息在傳播中被過濾，導致分歧的更重要原因則是“圈層化”。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斯坦在2006年發表有《信息烏托邦》一書，提出“認知繭房”的概念：在信息時代，人們會在接受信息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篩選自己愿意關注的信息，久而久之，一個人的認知系統就越來越封閉。互聯網在讓社會更開放的同時，也的確讓個人的認識能力更封閉。

　　針對羅爾的行為，有人認為他雖然有三套房，但是一套自住，兩套沒有房產證，向社會求助也很正常。英國管理思想家查爾斯·漢迪說過：“現代人的貧窮主要來自于鄰居的眼光。”言外之意，絕對意義上的物質貧窮已經很少了，貧窮只是一個相對概念。那些同情羅爾的人，不希望一場疾病擊潰一個中產階層家庭，恰恰是基于對這層意思的理解。

　　羅爾守住家庭原有生活水平的需求，也許不無道理，但有一個前提，他只能向熟人、朋友求助。因為，只有熟人、朋友才能理解“特殊要求”，而普通公眾沒有義務幫助一個擁有“三套房”的中產者。羅爾在剛開始求助時沒有說清楚自己的詳細家庭財務情況，這也是批評者所不斷強調的。沒錯，公開求助必須要列明家庭經濟情況，否則便存在欺騙嫌疑。

　　但這里又存在一個問題——羅爾在自己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文章，本來面對的也許是熟人和半熟人。后來，文章的傳播范圍才逐漸超出了“圈子”，以幾何級的速度擴散。也許因為羅爾忙于照顧女兒，也許因為羅爾心生貪欲，他沒有及時公布女兒病情、善款信息和家庭財務信息。社交媒體模糊了熟人和陌生人的邊界，有時很難判斷具體邊界在哪里。

　　很顯然，羅爾并不是最需要救助的人。從醫院方面公布的信息來看，深圳少兒醫保已經成為這個家庭抵抗重疾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墻，報銷比例接近80%。在此基礎上，羅爾的家庭自救應該成為第二道保障。最新的報道顯示，羅爾希望把深圳的房子留給大兒子。在家庭自救之外，才輪到社會救助。但從羅爾求助的順序來看，家庭自救和社會救助的順序發生了對調。

　　社交媒體的圈層化，讓偏頗觀念可能獲得擁躉；法律監管的模糊，又讓個人求助的邊界模糊化。兩大原因導致羅爾在社會廣泛質疑后，繼續獲得不少支持。不得不說這是令人失望的。如何改變這一狀況，比幫助某個具體的人更值得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