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圈錢跑路”，事前準入、事中監管與事后追究相結合，實現全程無縫監管，是一種思路。改善現行的付費模式，降低“圈錢跑路”風險，也是一種預防。

　　有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中小學輔導機構的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在“吸金”能力急速提升的同時，一些地方出現了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圈錢跑路事件。據“新華視點”記者不完全統計，2016年，北京、上海、浙江、湖南等地僅被曝光的案件就有十余起，涉案金額達十幾億元。

　　相對于8000億元的市場，發生十幾億元的案件，比例不算大，算不上大面積潰敗，但對于受害者來說，不幸遇上“圈錢跑路”就是倒了八輩子霉。別以為培訓費都是區區小錢，在過往發生的案件中，一次投入數萬元、數十萬元的家長并不少見——有的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以“返點”“回饋”名義誘騙家長加大投入——對方都“跑路”了，就算將其告上法庭，受害者贏得官司，想討回那些錢也幾無可能。

　　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圈錢跑路”這個坑，填埋了諸多原因，行業準入門檻太低導致魚龍混雜是直接肇因。在公立教育機構對學生減負越來越重視，不能滿足一些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需求的現實語境下，許多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乘虛而入，租幾間教室、幾個辦公室，臨時招聘幾位工作人員與業余教師，就大打廣告、辦課外培訓班。辦得好、賺到了錢就繼續辦下去，辦得不好就關門大吉。行業準入門檻低有兩個后果：一是許多無辦學資質的低端機構進入行業，拉低民辦教育培訓行業整體水平；二是導致惡性競爭，甚至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讓一些優質的教育機構疲于應付不良競爭。

　　和其他服務行業出現的“圈錢跑路”一樣，個別民辦教育培訓機構這一路徑選擇也與消費模式有關。由于教育培訓行業的特點，國內普遍采取預付費的方式，先交錢、后服務。此模式決定了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在集中收取一段時間的學費后，往往擁有充足的現金流。大量的現金流入主辦者賬戶，催生投資與道德的雙重風險——前者表現為激進的投資行為，萬一投資失敗，資金鏈斷裂，就出現債務危機；后者則直接表現為卷款跑路，當預收費用大大超過倒閉成本，就容易讓某些人“惡向膽邊生”，將道德拋諸腦后。

　　從外部治理來看，行業粗生與監督粗放相疊加，進一步放大了行業風險。就行業現狀，不少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名義上是“學校”，其本質不過是一家文化或科技公司，只在工商部門注冊，并不經過教育部門審批。工商部門難以對民辦教育培訓機構的資質進行有效審核，更無法對其辦學過程進行專業監控。當“圈錢跑路”事件發生，受害者往往陷入投訴無門困境。當然，板子只打民辦教育培訓機構或監管者也不公平，很多時候家長也有責任，一些人為孩子選擇民辦教育培訓機構時，往往只聽別人怎么說，不問對方辦學資質，也不注重證據保全，甚至還助紂為虐，參與對方集資行為。

　　堵住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圈錢跑路”，事前準入、事中監管與事后追究相結合，實現全程無縫監管，是一種思路。改善現行的付費模式，降低“圈錢跑路”風險，也是一種預防。譬如，縮短預付期限，從一次性交清到按月支付，甚至實行“先學習后付費”，減少現金流；或者，利用類似支付寶這種第三方平臺，幫助學員控制繳費風險；又或，借鑒其他行業做法，建立民辦教育培訓風險保障金制度，從辦學經費中提取一定資金，并存入指定的第三方賬戶中，用于處理意外事故發生后的退費問題。

　　規范民辦教育培訓行業是一個共贏結局，須多方著眼、多點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