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靜身上，藏著兩個“郝靜”。

　　她自認為是世上最倒霉的女孩兒：從8歲開始，直到11歲，她一直被隔壁的叔叔性侵，“活人都不遭這樣的罪。”

　　被這段經歷所傷，也為了掩蓋它，高中整整兩年，郝靜和男同桌半句話都沒說過；年過40歲，一個知心朋友都沒有；她甚至抗拒前夫觸碰自己——晚上無法相擁，白天上街從不牽手，對方最終出軌；很長一段時間內，她總在半夜思考如何結束生命，又記掛相依為命的兒子，遲遲不敢下手。

　　她也是“防止兒童性侵害”中最勇敢的志愿者。作為公益組織“女童保護”的兼職講師，她跑到許多地方給小學生上課，攢下來的飛機登機牌一只手都握不住，熟人甚至感覺她“有點神經病”。“女童保護”成立3年，在28個省份開展公益教學，她一人在12個省份培訓過4000多名志愿者。

　　3年前剛給孩子上課，郝靜總委屈，想哭。看著活潑的孩子，她總想自己“當初要也有人幫就好了”。

　　這兩年，郝靜不再想這些了。可當天真的小女孩說自己前幾天被壞人拖到草叢里，有行人經過才掙脫，她心還是難受得發緊，下課囑托學校的老師，“記得給女孩看心理醫生”。

　　防性侵的課程看起來并不復雜。正式開始往往伴隨一場“我說你指”的游戲，指到屁股，幾乎所有孩子都會笑——講師就能順勢開講哪些部位不能碰、遇到壞人怎么辦等內容。

　　如何能在課堂的40分鐘取得孩子的信任，才是講師的本事。有小女孩在課堂上主動舉手，說前幾天單獨去姨爺爺家，被“使勁抱住了”，連踢帶打才掙脫。郝靜趕緊摸摸她的頭，給她禮物，夸她勇敢。在課堂上，這樣的孩子不在少數，他們覺得這個阿姨像親人。

　　有小孩和她約定，將來一起做公益，臨走時特別不放心地囑托，“老師你可得等著我啊！”“老師你可別老了！”還有一個班的小孩子圍住她，讓她在筆記本上簽名留念。

　　能讓別人敞開心扉的郝靜，看起來已經徹底告別了以前那個倒霉又膽小的女孩兒。在過去的許多年里，她總是夢到幼時隔壁男人把粗糙的雙手伸進衣服，自己只能哭喊，無力反抗。如今，這場夢很少出現了，取而代之的是她講課的場景，以及那些在課堂上的童聲、注視著她的眼睛。

　　3年前的一天晚上，郝靜第一次在網上看到“女童保護”的教案。半夜三更，開著臺燈一頁頁看下去，郝靜回憶自己當時像觸了電一樣，手抖個不停。兒童防性侵的內容，像鋼釘般一字字敲進她的腦海。

　　封閉了33年的回憶瞬間決堤。“難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樣？”眼淚再也憋不住。

　　剛成為“女童保護”志愿者培訓師，郝靜曾在課后遇到一名小學老師。后者告訴她，自己在9歲時遭受了性侵害，和丈夫相處，眼前總會出現那個侵犯她的男人的影子，身體忍不住發抖。她不敢回家，最終在懷孕8個月時離了婚。

　　郝靜抱著有相同經歷的姐妹嚎啕大哭，一晚上紅著眼。

　　第二天課上，上百名中小學老師來聽講座，吵吵鬧鬧的。個別人還在玩手機，睡覺。他們覺得，這場內容還不涉及資質考核，不用那么嚴肅。那名小學老師坐在角落里，絕望地看著郝靜。

　　強烈的憤怒感涌上了她的腦袋，“這么可怕的事，你們身邊就有，為什么不重視？”郝靜吼了出來，深吸一口氣，“我曾經就有過被性侵的經歷啊！”

　　教室瞬間安靜了，郝靜大腦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在公開場合說這些，也想不到自己能在恍惚的狀態下，把腦海中回放了無數遍的場景，哽咽著，一句句講出來。

　　講到最后，她回過神，首先感到驚慌。在此之前，她完美偽裝著自己。因為自卑，她甚至不敢長久直視別人的眼睛，害怕從別人眼中看到哪怕一點鄙視的目光。現在，“一下子全完了。”

　　然而害怕的事情并沒有發生。恰恰相反，聽課的老師們目光變得嚴肅、專注，還多了尊重。飄了多年的心回到了地上。

　　如今，當有人看不清防性侵的重要性，或者更直白地問“你們是覺得我們這邊不安全，才想來講課？”時，拋出自己的經歷是郝靜獲取對方理解的最好方式。

　　有一次，一位她培訓過的女老師在她上車離開前，把一張紙條塞到她手里。打開一看，里面寫著自己幼時遭遇性侵的經歷，還說“今天上了課深受感動，我要讓我的學生們學會保護自己！”

　　“你看！這么多人都經歷過，而且都不敢講出來。我克服了，講出來，是希望能幫助更多孩子遠離性侵，這是不是也算一種勇敢？”

　　面對性侵害，郝靜較真得讓人尷尬。她一字一句地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因為遭遇過性侵，所以對很多案件感同身受，而現實生活中，很多人覺得離自己很遙遠。”

　　在童年最黑暗的歲月，郝靜的母親將所有愛傾注給了小她一歲的弟弟。很多夜晚，小郝靜蜷縮在炕頭，回憶著白天令人驚恐的細節，徹夜難眠，母親則擁抱著弟弟，安睡在炕的另一頭。她想告訴母親自己的遭遇，可又覺得不會被當回事，甚至挨揍的可能是自己。

　　無數次糾結后，她腦海里只剩兩個問題：我是不是多余的？我是不是該去死？

　　如今，郝靜在很多時候會把要死要活的勁兒投到“女童保護”的課上，以淡忘過去的不愉快。“女童保護”的負責人孫雪梅記得，剛開始聽郝靜的課，有點心疼，甚至覺得她在和自己較勁。快樂是強顏歡笑，可她又努力把課堂氣氛整得活躍，甚至會緊張到忘詞。

　　她不肯錯過任何細節：農村的一些孩子，沉默，膽怯，看到陌生人的目光，第一反應是躲閃。看到他們，郝靜就心顫，仿佛看到了當年的自己。

　　為照顧這些孩子，郝靜給自己定下規則：必須提問到每一個孩子，多用目光去鼓勵那些孤僻的、坐在角落里的娃娃。

　　用她自己的話說，每節課都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觀察每一個孩子，再拼命調動課堂氣氛。課講完，累到恨不得癱在椅子上，“哪怕領導來慰問，都懶得多說一句話。”

　　一天給某小學上完示范課，有孩子給郝靜發短信：“老師，你能不能幫幫我。我才上五年級，可已經發生過性關系了。”

　　郝靜慌忙回電話，手機關機，后來，又收到短信。郝靜特別嚴肅地找到學校的校長，希望能幫忙排查。可對方笑著答應，沒有下文，郝靜著急難受得不行。

　　因為“較真”，她還被某縣政府工作人員寫成新聞：“老師那種言辭犀利的表述和‘低情商’的指責讓優秀教師們感到汗顏，甚至很傷自尊，她的每一句評價都時時考驗著學員的‘抗打擊’能力。”

　　可新聞的最后也承認，“以往缺少了這種較真的教學態度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教研活動丟了靈魂。充滿激情的嶄新風格，為打造高素質團隊奠定了基礎”。

　　“每上一節課，就可能有孩子因此免遭厄運，這是鬧著玩的嗎？”郝靜說。

　　在東北的一座縣城里講示范課，郝靜沒講一半，教育局的領導起身，走了；她倒也不在乎，正常上課，還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給了孩子們。

　　晚上聚餐，當地一位領導不客氣，直接對郝靜說，講課“沒啥用”，發生性侵案件的幾率太小，“哪能遍地都是流氓啊。”

　　在郝靜眼里，這邏輯幼稚得可笑，壞人又不會把特征寫在臉上。曾經性侵她的鄰居叔叔就是社區里公認的“好男人”，不喝酒，不罵人，經常從菜市場提點菜回家做飯，見誰臉上都掛著笑。

　　這個男人可怕的陰暗面只在單獨面對郝靜時展現。在被性侵的那3年里，郝靜放學后為了躲避他，趴過自家菜園子，也躲進過玉米地和小樹林。可叔叔經常能找到她，面帶微笑地把她帶回屋子里，或者就在外面施暴。平日出現在郝靜父母面前，這個男人又是很自然的模樣。

　　反轉也很快發生在當晚的飯局上。領導高談闊論的間隙，郝靜的手機響了，白天上課的一名小女孩打來電話，“老師，我的舅舅總喜歡摸我怎么辦啊？”緊接而來的是第二、第三個電話，“我爸爸喜歡看我換衣服可以嗎？”“我都這么大了，爸爸還摸我的隱私部位。”郝靜一邊回答著問題，一邊瞪著身旁的領導。

　　知道電話的內容，領導擦擦汗，清了清嗓子，對郝靜說，“咱們準備一個周，然后全縣推廣這門課。”

　　做了3年女童保護，郝靜對自我的芥蒂已經消磨了很多：找到了真心相愛的人并結婚，能拉手、親昵，相擁入睡了。但直到去年年底，沖突還是會在兩人間頻繁爆發：郝靜會時不時突然陷入對丈夫的懷疑，如果對方恰好沒接到電話或短信，她就會陷入絕望，覺得已經遭到背叛。丈夫偶爾買了水果、花，郝靜會惶恐，第一反應是“做了什么對不起我的事”。

　　今年2月16日，她轉發了一條“那些被性侵的女孩，最后都怎么樣了？”的文章，配的評論是，“恐怕很難走出陰影”。

　　對于兒童性侵害，毫無疑問，預防是最好的辦法。像郝靜這樣的受害者，“即使極度幸運能走出來”，兩種力量的搏斗也仍舊久遠地蔓延在血液里。

　　與記者見面那天，當記者主動為她拉開咖啡廳的門時，郝靜遲疑了很久，然后側著身，縮起來，飛快閃了過去。

　　她說自己無論在哪里，都喜歡走在人群最后。當有男人在自己身后時，“整顆心都會縮起來”，總怕對方會像當年鄰居的叔叔一樣，突然從背后抱住自己。這個習慣已經改不過來了。

　　(為保護采訪對象隱私，文中郝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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