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100名兒童中，就有13名流動兒童。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17歲以下流動少年兒童規(guī)模達到3581萬人。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半月談記者近日走訪生活境遇不盡相同的流動兒童發(fā)現(xiàn)，他們處在高低不同的“夾心層”里，即生活在不城不村的地域環(huán)境中，面臨著難留難歸的現(xiàn)實困境。

　　我生長在城里，就是城里人嗎？

　　班主任李牧凌真正注意到鳳鳳，是班里鼓勵孩子在教室種綠植的時候，鳳鳳說她不種花，只種草，因為小草頑強。

　　后來李牧凌翻看孩子寫下的“成長足跡”才知道，鳳鳳10歲那年，媽媽離家出走了，她與父親、哥哥相依為命。

　　17歲讀初三顯然超齡——鳳鳳讀三年級時，就讀的民辦小學關閉了，父親帶著她輾轉(zhuǎn)到北京一所偏僻的公辦小學報名。校方說入學可以，但必須從一年級讀起。于是，8歲的鳳鳳又從頭開始上學。

　　出租房距學校有20公里，鳳鳳周末回家常常是一個人。父親隨裝修隊在外地干活，哥哥在遼寧當兵。

　　2015年，為辦身份證，鳳鳳跟著父親第一次回到老家四川井研縣，住在親戚家。“同桌吃飯，家鄉(xiāng)話我完全聽不懂，可我喜歡那兒的空氣、風景，還有橘子。”

　　去年底，臨近期末，鳳鳳興高采烈地告訴李牧凌老師，下學期開學，她給老師帶四川最好吃的橘子。但離過年沒幾天，鳳鳳告訴老師，“不能回老家了”。

　　“我問她為什么，孩子低落地說，‘今年過年爸爸沒拿到工資’。”說起這番對話，李牧凌眼圈泛紅。

　　從出生就在北京的鳳鳳，講一口標準的京片兒，可她并不覺得自己是北京人。“我沒有北京戶口，高中都上不了，頂多算半個(北京人)吧。”鳳鳳低聲說。

　　盡管在北京一所公辦中學讀書，可譚平一天也讀不下去了。“聽說去河北打工，一個月包吃包住能掙3000元。1000元當生活費，2000元給媽媽治病。”

　　16歲的譚平讀初二，二弟譚祥和三弟譚帥都在民辦打工子弟學校讀小學。

　　譚平的父親姓趙，山東泰安人，1999年來北京打工，結(jié)識了從安徽來的譚珍。因為沒領結(jié)婚證，老趙家貧，孩子都隨了母姓，在安徽落戶。

　　他們住在北京正在拆遷的一片區(qū)域，十幾平方米的磚房蝸居著5口人。門口堆放著垃圾和廢品，一根麻繩上雜亂地搭著被褥、衣褲等，房里沒有任何電器，家具都是好心人給的。這里不通自來水，老趙每天要從二里地外的工地接水。需要洗澡時，就把水放在太陽底下曬一曬用。

　　這些年，老趙靠打零工養(yǎng)活一家人。譚珍患有嚴重的腎病和甲亢，每月醫(yī)藥費開支1000多元。今年5月，她又患上疝氣，已無錢再治。

　　老趙說，如果不是北京市協(xié)作者社會工作發(fā)展中心的救助，以及民辦學校對老二、老三生活費的部分減免，孩子們恐怕早已輟學。

　　小學時譚平還能考90多分，三四年前，家搬到這個不通電的拆遷區(qū)，譚平只好在電線桿下寫作業(yè)，學習成績一落千丈。在這樣的生活境況里，老二老三也步了哥哥后塵，成績越來越差。

　　前些日子，班主任告訴老趙，譚平和校外社會青年混在一起，在校門口抽煙。老趙心里著急，卻不知怎么和兒子溝通。

　　可就算日子這樣難，他們也不愿回老家。

　　“回家更沒活找，一大家子怎么吃飯啊！”離家近20年，老趙和譚珍無意還鄉(xiāng)，“日子過成這樣，老家誰瞧得起你？還不如在城里熬著。”

　　受教育條件差，生活空間不斷向城市邊緣擠壓

　　半月談記者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由于辦學條件不達標，部分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屬于辦學“黑戶”，學校不被承認、學生沒有學籍，得不到財政資金支持，辦學設施差，教師流動性大，課程開不滿。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連生表示，從2003年開始，我國就提出對接受流動兒童的民辦學校在辦學用地和辦學經(jīng)費上提供支持，但很多地方政府實際支持有限。

　　記者采訪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工子弟學校有一種特殊的“初二優(yōu)生轉(zhuǎn)學”現(xiàn)象：到了初二后很多成績好的學生開始轉(zhuǎn)學，因為大城市異地中考政策限制多，有望考取普通高中的學生就被家長送回戶籍地上學了。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曾帶領課題組，針對北京10個區(qū)縣50所打工子弟學校的1866名初二學生連續(xù)5年進行調(diào)查。在1493名被成功跟蹤調(diào)查的學生中，僅有不到6%的人上了大學，其中一半是三本或?qū)？圃盒！?/p>

　　隨著中心城區(qū)生活成本上升，農(nóng)民工的生活空間不斷向城市邊緣擠壓。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教授認為，城市內(nèi)部不同地段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也造成“夾心層”兒童受教育條件變差。

　　進入新世紀以來，流動兒童教育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2001年，我國明確提出“以流入地區(qū)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兩為主”政策。2014年，又將“兩為主”提高到“兩納入”，即將常住人口納入?yún)^(qū)域教育發(fā)展規(guī)劃、將隨遷子女納入財政保障范圍。

　　但是各地政策落地效果參差不齊。教育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近年來全國義務教育階段農(nóng)民工隨遷子女人數(shù)，2010年為1167.17萬人，2012年為1393.87萬人，2014年為1294.73萬人。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在城市公辦學校就讀比例，2009年為78.2%，2011年為79.2%，2014年為79.5%。

　　“可見，仍有兩成多超過200萬的流動兒童未能進入公辦學校，只能在民辦學校或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長期關注流動兒童教育的21世紀教育研究院研究員秦紅宇告訴記者。

　　“標簽化”使其缺乏認同感，心理鴻溝明顯

　　“雖然跟著父母進了城，但流動兒童仍面臨多重挑戰(zhàn)。”北京市協(xié)作者社會工作發(fā)展中心負責人李濤說，進城務工者工作時間長，起早貪黑，孩子仍是半留守狀態(tài)。父母因為生活壓力大，對孩子的教育往往簡單粗暴，不具備有效陪伴能力。

　　北京協(xié)作者2013年參與的一項基于珠三角和重慶地區(qū)的1518名流動工人的調(diào)查問卷顯示，流動兒童家長為了生計平均每天工作11小時，52%的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父母，“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此外，流動兒童雖然生活在城里，但他們的朋友圈基本限于流動兒童。

　　家訪中，北京蒲公英中學的老師問孩子，你覺得你是北京人，還是家鄉(xiāng)人，或者既是北京人又是家鄉(xiāng)人。大多數(shù)孩子都選擇了第三種。孩子們?nèi)谌敫胁粡姡诔鞘兄惺冀K是一種飄著的狀態(tài)。

　　“戶籍是一道制度的墻，也是分裂流動兒童心理的墻。”李濤說，不能感受到被接納和包容，這對孩子成長十分不利。

　　經(jīng)過長期跟蹤調(diào)查，李濤發(fā)現(xiàn)流動兒童會不自覺地給自己設限，會覺得有的地方是自己不該去的。比如，有一些住宅小區(qū)有公共設施，住在小區(qū)里的兒童常常在那里玩耍，但流動兒童一般不去。“他們認為那不是他們該去的地方。”

　　一方面是流動兒童和家長自我標簽化，在心里設了一堵墻；另一方面，是一些城里的家長也不讓孩子和流動兒童接觸，給流動兒童貼上標簽，“他們不懂禮貌、會罵人、偷東西，我的孩子跟著學壞怎么辦？”一名家長說。

　　“這種心理鴻溝非常明顯。”李濤說，相比制度鴻溝，心理鴻溝更難消除。

　　超八成“夾心層”兒童存在健康問題

　　十幾年前，北京市協(xié)作者社會工作發(fā)展中心成立不久，接到一個求助，一名17歲的打工子弟得了白血病。協(xié)作者及時組織大家給他捐錢，但不久后孩子去世了。后來，他們又遇到一名小學四年級的流動兒童，也是患白血病，盡管籌了3萬多元捐款，孩子還是沒能救回來。

　　“這兩件事對我觸動特別大，開始關心流動兒童健康問題。”李濤說，他到打工子弟學校調(diào)查，問是否做過體檢，結(jié)果孩子們反問，什么叫體檢？

　　城里孩子定期進行的體檢對很多流動兒童來說竟是奢侈品。于是，北京協(xié)作者于2007年啟動了針對困境流動兒童健康問題的“助康計劃”，截至2016年，已為29400名流動兒童提供了免費健康普查。

　　體檢結(jié)果顯示，80%以上的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問題，最嚴重的是先天性心臟病、腎功能不全，最普遍的是慢性鼻炎、慢性胃炎、角膜炎等。李濤說，許多健康問題與孩子們的生活習慣、衛(wèi)生習慣直接相關，“這些孩子經(jīng)常不吃早飯，拿著家長給的錢去買辣條等垃圾食品；他們常常一家人共用一個臉盆，甚至共用一條毛巾，很多孩子因此患上角膜炎”。

　　在北京蒲公英中學擔任班主任的李老師說，很多孩子都是在戶籍地參加新農(nóng)合，報銷比較麻煩，生了病只能到小診所去輸液，實在扛不住了才到大醫(yī)院治療。

　　基于升學目的返鄉(xiāng)就讀的流動兒童，情況也不如預期。相關數(shù)據(jù)表明，流動和遷徙對學生學習有負面影響，如不同地區(qū)課程不同、城鄉(xiāng)之間孩子學習和生活習慣不同、回流后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化等原因，導致回流學生既不能在城市升學，也無法在老家取得好成績。

　　“夾心層”兒童回流還可能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他們的處境非常糟糕，是值得社會關注的群體。”宋映泉說，在近兩年他參與的一項覆蓋近18000名農(nóng)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調(diào)研中，約20%是回流兒童，這個群體發(fā)生校園欺凌事件的比率較高，他們可能被人欺負，也可能成為欺凌者；在學業(yè)成績上，回流兒童更有可能留級，留級比率高達22.8%。

　　該課題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回流對“夾心層”兒童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睡眠不好、抑郁風險增加、攻擊性增加等方面。其中，約40%的人存在睡眠問題，抑郁風險比率高達76%，亟須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讓“夾心層”兒童公平享受社會保障

　　前不久，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科文獻出版社等單位聯(lián)合發(fā)布《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fā)展報告(2016)》(流動兒童藍皮書)，報告提供的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47億，全國每6個人中就有1個屬于流動人口，而作為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個群體總數(shù)約1億人。

　　相比來說，流動孩子比留守兒童要幸運，因為他們有父母陪伴。然而，在教育、醫(yī)療等方面還缺乏應有的社會保障。

　　針對“夾心層”兒童生存現(xiàn)狀，受訪專家們建議，相關部門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需求進行深入調(diào)研，科學預測流入地接納容量，進行前瞻性規(guī)劃，切實解決流動兒童的入學難題，把打工子弟學校等納入當?shù)卣５慕逃芾恚嗲辣Ｕ狭鲃觾和氖芙逃龣?quán)。

　　采訪中，半月談記者遇到國內(nèi)一所知名大學某研究所科研項目主任張眉，她和丈夫在北京生活近20年，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孩子在幼升小時遇到重重阻礙，無法正常入學。她呼吁國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讓更多孩子不再因戶口問題而被擋在門外。

　　李濤等人認為，不能等問題出現(xiàn)以后才去關注。當前，流動兒童的身體、心理健康問題亟須引起各方重視，未來希望有更多的社會公益組織參與，政府部門能夠在醫(yī)保政策、資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支持。(文中所涉兒童均為化名)(半月談記者袁汝婷 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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