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棄“刑法優先”的錯誤認識,更好地落實中央政策等法律和制度的“謙抑性原則”,才能防止“太子奶”式悲劇——“贏了官司,輸了企業”

　　湖南太子奶集團2010年被裁定進入破產重整程序,至今已過去7個年頭。曾經風光無二的“央視廣告標王”漸漸銷聲匿跡,但這場刀光劍影的資本故事,真的已經落幕了嗎?在歷經企業破產、刑拘、無罪釋放等跌宕起伏之后,太子奶原總裁李途純近日再度發聲維權。

　　太子奶曾是名噪全國的乳業品牌,鼎盛時期營收達到30億元。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該公司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重整,從此一蹶不振。其創始人李途純的經歷更波折:在太子奶集團瀕臨破產之時,李途純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被批捕,羈押15個月后無罪釋放。

　　作為“太子奶”企業合法產權擁有者的李途純,由于羈押等原因無法在破產重整中主張合法權益,失去自由身的他眼睜睜看著屬于自己的合法產權任人處置。這不僅僅是當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在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痛點”。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李途純即便通過法律途徑維護部分產權的合法權益,也必然難以找回他當年的“太子奶”了。

　　李途純事件,并非孤案。那些案件的當事人都像李途純一樣,希望通過司法途徑進行維權。實際上,李途純遠比他們“幸運”——有律師稱檢察機關實事求是精神保護了他。

　　“李途純們”所經歷的事件通常都很復雜,其中的是是非非恐怕一言難盡,是否存在法律瑕疵也難以草率下結論。不過,類似“太子奶事件”中“如何保護企業家合法產權不受侵犯”問題,相關部門已經定調,社會也形成了廣泛共識。實際上,“太子奶”式悲劇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一些地方的公檢法機關把經濟糾紛當成犯罪,而刑法的強行介入導致了“贏了官司,輸了企業”的結果。因此,“治未病”才是“太子奶”式悲劇最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

　　一些地方的司法機構在處理與企業家相關的問題時,往往存在“刑法優先”的誤區,即在企業家某種“越軌”行為發生后,司法機構不是尋求其他社會行為規范或法律規范體系來進行規制,而是直接訴諸于刑法。尤其當前一些有錢人“為富不仁”等問題,激發了圍觀者的“仇富”心態；再加上部分地方的司法機關存在“經濟越位”行為,企業家極易受到刑法的優先評價,而本應處于優先評價的法律卻退居后序評價之列。顯然,李途純無罪而被羈押15個月,就是“刑法優先”結的一枚苦果。

　　從法律規制市場經濟的適用順序來看,刑法屬于規范市場經濟中的“后盾法”,在法律適用的序列上應該處于最后一位。只有當公司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經濟法、行政法無法達到規制目的時,最后才適用于“刑法”。例如,企業家常常涉及的融資類犯罪,是我國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折射,這是“壓力型犯罪”。刑法懲戒連標本都難治,最好的辦法是彌補民間融資的制度性缺陷。所以,以經濟法、民商法等優先評價,更能帶來社會合意的結果。

　　“謙抑性原則”是現代刑法終極價值之一,又被稱為必要性原則,它指的是立法機關只有在該規范確屬必不可少——沒有可以代替刑罰的其他適當方法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刑法尤其要對市場經濟行為保持“謙抑”,因為刑法往往限制企業家人身自由,極有可能不管司法裁決如何,這家企業基本就“斷氣”了,結果人放出來了,企業倒掉了。

　　當然,“謙抑性原則”只是一個法律原則,需要制度和法律的具體化才能真正起到保護企業及企業家產權的作用。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全文發布；最高院緊接著也發布了關于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兩個意見,都對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當做犯罪處理,進行了具體化設計。

　　我們必須摒棄“刑法優先”的錯誤認識,更好地落實中央政策等法律和制度的“謙抑性原則”,這才是反思“太子奶”式悲劇的要義所在。

　　(作者系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