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通州區法院召開發布會，介紹了過去兩年消費者維權案件情況。法院表示，消費者維權案件逐年遞增，2017年受理消費者維權案件326件，較2016年同比增長61.4%。法院介紹，準備對消費者維權案件中的“知假買假”行為展開進一步調研，以逐步實現對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進行限制。

　　法院將對“知假買假”調研

　　針對職業打假人的情況，昨天發布會上通州法院介紹，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出具法辦函，對于人大代表提出的關于引導和規范職業打假人的建議進行了答復，認為考慮到食藥安全的特殊性及現有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可以考慮在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并將根據實際情況，適時借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通州法院表示，根據職業打假的一些特性，法院擬對消費者維權案件中的“知假買假”行為展開進一步調研，以逐步實現對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進行限制。

　　職業打假人有明顯索賠目的

　　法院介紹，在通州法院審理的案件中，“知假買假”行為較為普遍，職業打假人購買商品具有明顯的索賠目的，他們通常在購買后直接到商家柜臺或者電話聯系經營者索要賠償，如果經營者不予賠償或者賠償的金額無法達到其要求，便揚言訴至法院或者向食藥監部門、工商部門進行舉報。

　　在訴至法院后，購買人有時會拒絕與經營者調解，目的是在法院出具支持其訴訟請求的判決書后，其可以依據判決書向食藥監部門或工商部門舉報，食藥監部門、工商部門會對舉報人設置一定的金錢獎勵，購買人在依據法院判決獲得經營者賠償的同時，還可以獲得食藥監部門或工商部門的獎勵金，從而取得更多利益。

　　“知假買假”的模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法院表示，職業打假人日趨向團體化、商業化、集團化方向發展。消費者維權案件中已經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團體組織，規模龐大，分工明確。比如有人負責購買，有人負責訴訟，有人專門研究相關法律法規和國標，甚至有專業律師專門負責相關案件的出庭。

　　法院稱，該類團體在北京市各個超市、購物中心、網絡商家購買相關產品，在全市基層法院進行訴訟。比如以張某為首的以索賠為目的的組織，成員均來自同一城市，是由同鄉及親友共同組成的打假團隊，該團隊僅2015年至2017年就在通州法院提起訴訟61次。

　　“知假買假”者趨向高額索賠

　　由于“知假買假”者的購買目的就是為了索賠，故經營者的賠償能力是其購買產品時考慮的關鍵因素，賠償能力強的經營者是其主要對象。對于批發市場、農貿市場以及小商販的經營行為，“知假買假”者則通常不會關注，因為批發市場、農貿市場及小商販的流動性較大、賠償能力較弱，“職業打假”者即使訴訟成功，也無法保障其能夠實際獲得賠償。

　　“知假買假”者為了獲取更高賠償，通常會進行大額投入，來高額購買同一產品后進行訴訟。例如，張某團隊在北京各大超市購買某品牌中老年奶粉300多件，金額高達20余萬元，后以奶粉中添加的食品添加劑不符合國家標準為由主張十倍賠償，主張的賠償金額高達200余萬元。

　　再如方某與陳某夫婦在北京各大超市購買含有橄欖油成分的食用調和油，金額高達十幾萬元，后以雖然食用油標簽對于橄欖油進行了強調，但未按照預包裝食品標簽通則規定，標注橄欖油的具體含量為由，主張十倍賠償，主張賠償的金額高達一百余萬元。

　　在一般情況下，經營者或者生產廠商考慮到其名譽或者訴訟成本，會與原告進行協商，支付一定數額的賠償款將案件了結。

　　但在職業打假者購買的數額過大，且其在協商時索賠的數額過高的情況下，很多經營者或者生產廠商基于成本考慮，不堪重負，不同意與其進行協商解決，加大了法院調解案件的難度。

　　文/本報記者 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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