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 攝

案件受理后，于我而言，最愁聯系不上當事人。不僅無法調解，還會延長案件的處理時間。作為可能承擔法律義務的被申請人聯系不上，早已見怪不怪，但申請人聯系不上還是少見，小馬就是這樣的申請人。

為了庭前成功調解，我曾三番五次聯系小馬，打電話永遠處在關機狀態，發信息也杳無音信。

開庭見面，我第一時間叮囑他，“案件沒審結前不要失去聯系。”當然，也沒忘責問他，“怎么做到自己的事可以不管不顧？不回電話，好歹回條信息。”

他一愣，掏出三個手機逐一查看：“嗐，干我們這行，都是白天睡覺，平時騷擾電話太多，開機看到陌生電話基本不回。你看，短信，被攔截了。”

小馬是個電商主播，與一家飲料公司簽訂了為期兩年的《電商直播簽約合作合同》，合同約定小馬負責為飲料公司直播賣飲料，飲料公司為小馬獨家的、排他的直播活動合作公司；小馬的收益為保底工資10000元/月，績效工資為底薪8000元/月+5%業績提成+25%利潤分紅，績效工資高于保底工資按績效工資算，低于保底工資按保底工資算；小馬在合作期間內月直播天數不低于26天，不低于時長210個小時；直播地點在飲料公司租賃的別墅內；直播需要的設備由飲料公司提供。

小馬直播賣貨三個月后，飲料公司以小馬帶貨能力不行，口頭解除合作合同。小馬工作期間，飲料公司沒有給他繳納社會保險費，公司管理層每月通過微信向他支付收益。

說好兩年合作期，差一天都不算兩年。面對飲料公司“始亂終棄”的行為，小馬很受傷。于是，他來我院提起勞動仲裁，要求飲料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10000元。

這是一起涉及新就業形態下勞動關系的認定問題，小馬與飲料公司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決定了飲料公司是否應承擔基于勞動關系存在而主張的賠償金。然而，如何認定新就業形態下的勞動關系？根據《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人社部發〔2021〕56號）第十八條以及《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第一條規定，勞動關系的核心特征為勞動管理。

起初，飲料公司代理人王總監不愿意調解，他認為雙方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是合作關系，屬于民法調整的范圍。

我把王總監帶到辦公室，翻開法條，闡釋道：“第一，雙方屬于適格的勞動關系主體；第二，公司提供直播帶貨設備和場地，小馬工作內容屬于公司的業務組成部分；第三，按照雙方約定，公司有權對小馬工作實施監督管理，他需要遵守公司的直播要求、直播時長；第四，公司每月固定時間向他支付勞動報酬；第五，合同并未明確約定小馬在合作項目虧損時如何分擔風險，與合作經營中的共同出資、共擔風險的收益分配原則明顯不相符。”

聽完后，王總監出去打了個電話。再回辦公室，王總監表示同意調解，但金額不是10000元，而是8000元，他還自告奮勇要去當說客。

于是，雙方庭后調解的爭執點，落在了小馬帶貨到底行不行？

“嗨，寶子們，歡迎來到我的直播間，我是你們的專屬購物天使小馬，今天沒有過多的套路，只有實實在在的好貨。我會用最簡潔的方式為大家介紹每一款產品，讓大家輕松做出購物決策。”小馬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現場展示道。

“沒說你不簡潔，你就是太簡潔了，每款飲料，說來說去一兩句話。”王總監苦口婆心道，“我讓你線下多練習，線上才有話說，你跟我玩什么大道至簡，說賣貨就是賣人性。我麻煩你賣人性之前，先把人引到直播間來。”

“誒，你說這話，良心不痛嗎？”小馬反駁道，“你那是叫我練直播呢？你在PUA我，要我把保溫杯外殼說熱，你怎么不讓我上天？”

王總監干笑了兩聲，望向我：“就這悟性，還吹牛直播賣過飛機，真賣出去了，航空公司老總都要受處分。”

“你侮辱誰呢？你不知道直播團隊里有助理嗎？”

王總監追問道：“那請你告訴我，你助了什么？”

“沒錯、對的、好的、是的、有的、歡迎買券、點關注、上鏈接、快搶、沒庫存了。”

王總監臉上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確實，大道至簡，大道至簡。”

眼看王總監敗下陣來，我擔心矛盾進一步激化，趁機將小馬叫出仲裁庭。

小馬比我想象的能說，他從底層主播的不易，說到直播團隊的運營，再到道家思想在網絡營銷服務中的運用。若不是使命在身，我真想聽他繼續說下去，看話題的盡頭能否回到宇宙的本源。

我是在他說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時打斷的他，表明我所遵循的‘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談論中，我特意下載抖音APP，關注他的抖音賬號，成了他第1000個粉絲，也無形中成了他同‘道’中人。

之后的調解，迎刃而解。

臨走時，小馬笑瞇瞇地沖我晃動手機：“席仲裁員，以后找不到我，記得私信留言，比打電話發信息管用。畢竟，粉絲才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