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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大文豪蘇軾（東坡）以現存的歷史定位，放射著他不朽的文學光彩，然而倘進行深入研究，又每每讓有知者覺得這種定位有失偏頗，最起碼也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評價。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說法并非始自今日，早在東坡當年，最了解他的“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少游）就已經提出來了。他以為將東坡看成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一個以文章名世的文學之士，這實際上是對東坡的一種貶低，因此，他特別強調“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

　　可惜，時至今日，人們還是將東坡看作是一個文學創作的“成功人士”。海南是東坡晚年被政治流放的處所，他在儋州“謫居”了整整三個年頭，在這里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徹底的感悟與覺醒。研讀他晚年的創作并因此追尋他的思想，我想起碼有三點應該跳出文學的圈子來看這一位曾經與海南結緣的不朽的歷史名人。

　　哲學思想上的反正統

　　東坡從整體上看，無疑是一位儒家學者，他之所以吸收佛老思想，完全體現了他在學術上不墨守成規、勇于創新的精神。

　　什么是中國正統的哲學思想？當然是以孔孟之道為標榜的儒學。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學就成了“唯我獨尊”的正統哲學。到了南宋時期，又出現了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更將儒學推上了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直至明清時期，程朱理學已然成了“帝王之術”，是封建獨裁者鉗制人們思想的利器，在那樣的年代，朱熹的理學地位與“皇上”一樣具有君臨天下的威嚴，致使明代人有“敢罵孔孟而不敢非程朱”的現象。

　　程朱理學作為正統哲學的代表與朱熹在南宋時期的努力分不開，為了取得這“正統”的招牌，他排斥異端的學術行為甚至到了誣陷攻擊的地步。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因為知州唐仲友不同意他的理學觀，便借題發揮，誣陷唐仲友與歌妓嚴蕊有染而將其逮捕下獄。其次是對于不與他同時代的蘇軾百般攻擊丑詆，甚至無中生有地說，倘若東坡當宰相比蔡京還壞！又不遺余力地貶低蘇軾在哲學方面的創新精神，以為東坡“學術不醇”！

　　朱熹貶低東坡哲學思想的一大口實是說東坡的儒學思想中夾雜著佛老思想。他認為東坡之學得于佛老是因為“不會仔細讀書，他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似乎東坡贊成佛老思想是一種十分幼稚的、不學無術的表現而已！幸好他自己還能承認，若與東坡同時，肯定辯不倒東坡。其實東坡之所以贊成佛老的某些觀點并非如朱熹所說，是基于“不仔細讀書”的幼稚想法，而是從社會現實與事物變化發展過程中所得出來的思辨結果。

　　東坡從整體上看，無疑是一位儒家學者，他之所以吸收佛老思想，完全體現了他在學術上不墨守成規、勇于創新的精神。他在《上清儲祥宮碑》中論述了黃帝、老子（即黃老）思想與孔孟儒學之間的某些共同之處（如黃老的“清靜無為”與儒學的“仁者靜壽”等等），認為在儒學中吸收黃老思想是一種進步，一種發展。事實上，這在宋代的社會生活中仍是一種現實的反映。連皇帝宋真宗死后都要求以他最為喜愛的《道德經》作為殉葬品。

　　對于佛學，東坡也持同樣的態度。他并不真的相信佛教所宣揚的那一套死生輪回、因果報應之類，但佛教中有關“即心成佛”“佛在一念之中”等思辨色彩卻引起他極大的關注，認為與儒學有“相反而相為用”的逆向思維關系。這種“學兼佛老”的治學態度雖然受到朱熹等“正統儒學”的貶斥，不能彰顯于當時，但社會及科學的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已經不難看出，佛老哲學在人類生存環境及自省修身方面的進步意義。東坡主張學兼佛老的反正統觀表現了他深刻獨到的思想境界，不是一般的文學“成功人士”所能企及的。

　　學術研究上反玄學

　　這情景就像是童話中看“皇帝的新衣”一樣，明明看不到什么，卻怕別人笑自己無知，于是盲從附會，互相欺騙！東坡無情地揭示這種學術上的欺詐之風。

　　中國的學術研究自古以來都與社會的風尚習俗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大都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盡量媚俗以邀取名利；一種是實事求是以取得真知。前者的特征就是故作高深，裝腔作勢，無實事求是之心，有嘩眾取寵之意。東坡一生中最反對的就是這種學風。對此，東坡舉了楊雄為例。

　　楊雄是西漢末的學者，他曾模仿《論語》寫出《法言》、模仿《周易》寫出《太玄》二書，這兩部著作文字艱深晦澀，故東坡譏諷其“以艱深之言，文淺易之說”，雖簡單易曉的道理卻故意說得神乎其神，讓人莫測高深，以為其中真有什么奧妙無窮的東西。其實是“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這樣的學風，東坡認為與“雕蟲篆刻”無異，是末流雜作，無益于學術。

　　對于這種舍本逐末的學風，東坡有一個十分有趣的闡述。他說：“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為圣人之道而不可得，于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后世之以我為深也。后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遠矣。”（《中庸論上》）這段話的大意是，前輩的儒家學者們研究探討“圣人之道”，因為不得要領，于是都來故弄玄虛，盡量寫些艱深難懂之文，希望后世的儒家學者們以為他很了不起，很有高深的學問。而后輩的學者看了，未能識破他空虛無著的假象，反而認為他真有了不起的大學問，深為自己的看不懂而感到羞愧，因此也附和他的學說，認為他真行！于是互相欺騙以為高尚，互相傳習以為淵深。結果以這樣的態度去鉆研學問，“圣人之道”便更加渺茫難求了。

　　這情景就像是童話中看“皇帝的新衣”一樣，明明看不到什么，卻怕別人笑自己無知，于是盲從附會，互相欺騙！東坡無情地揭示這種學術上的欺詐之風，更敢于提出自己實事求是的見解。比如談到人類社會的進化問題，保守的儒家學者總是以為越往古，政治越清明，社會越文明，完全是“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歷史退化論。但東坡卻以為社會是不斷進化的，“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到了后來，才懂得使用工具，“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所以生產力發展了，人們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顯然，近千年前，東坡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已經使我們中國人摸索到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規律，如果不是儒家保守學者的“天理”“心性”說作怪，中國的社會變化或許另有新的氣象。

　　政治觀點上反愚忠

　　其實東坡晚年對于皇帝和皇權是有批判的。他認為“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

　　東坡晚年在海南三年間，卜居儋州的桄榔庵，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以大量的理論著述與詩詞歌賦來表達他的思想意識與政治觀點。他對自己晚年的著述非常自信，曾經說過“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當知我也！”所以東坡這一時期的著述對研究東坡的思想意識與政治態度非常重要，可惜后人只關心他作為文學領袖的藝術成果與表現，明顯忽略他的思想意識與政治態度。這其中有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是如何看待皇帝和皇權。

　　按正統儒家學說，“君權神授”，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是不容懷疑的，特別是按朱熹的理學規范，則“三綱五常”決定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對于皇帝和皇權只有絕對的服從。應該說，東坡早年對此也是表示“謹慎接受”的，儒家的傳統思想意識使他也曾對于皇帝和皇權表示出一定的忠誠，所以他去世后，一班腐儒便據此議定他的謚號為“蘇文忠公”！

　　其實東坡晚年對于皇帝和皇權是有批判的。他認為“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意思就是，做皇帝的，如果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而死，我們可以同他共患難，雖死不辭；但當上皇帝的人有明君也有昏君，做臣子的就應該有所選擇，不能一味盲從。所以他晚年在海南曾對當時宋哲宗的昏庸政局表示失望，說“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徒跣相（光著腳走路的宰相），指漢高祖時期的名相蕭何，蕭何被劉邦逮捕下獄，被釋放后，光著腳去向劉邦請罪謝恩，未央，即漢代的未央宮，這里借指朝廷。

　　東坡的意思是，我并不是蕭何那樣的人，一心只戀想著皇權，借此表示不與宋哲宗的昏庸政局合作，采取了“臣子得從違”的決裂態度。這是需要非凡的見識和大無畏精神氣概的！雖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名相晏嬰已經提出過這樣的觀點，但那是在諸侯爭霸，學術思想自由的年代，自秦漢以后，封建獨裁專治體制已經形成，敢于否定君權，那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沒有進步的思想意識和理論勇氣，誰敢這樣說話？

　　東坡的反愚忠觀點也許因為太尖銳敏感，使自他以后的文人學士們噤口不提，只當他是個僅有文學成就的“豪放派大詩人”！直到清初，始有“遺民學者”黃宗羲才敢提出“不能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否定皇權專治的觀點出臺（當然，那也是暗中流傳的“遺民學術”）。可以說東坡政治思想上的反愚忠觀點是中國古代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雖然也有其局限性，但其進步意義卻是不容否定的。正因為如此，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日趨嚴密，終于讓朱熹等附和皇權的“正統”取得了獨霸天下的局面。

　　從這三方面的見解，我們也不難看出東坡哲學思想的深遂超前，政治觀點上的開明進步。再觀察他從政多年的治績、人品，為國家政治大局所所建言的方略，完全可以說他是一個有謀略、有見識、有思想的政治人才，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所以秦少游肯定他“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然而，趙宋王朝以哲宗為代表的昏庸集團最終卻想讓這樣一個稀世之才終老于海外炎荒的海南，幸而他的達觀與智慧，使他能夠生還海北。他在遇赦而離開海南時，說了極為傷心透徹的話：“此生敢更求榮？處世但知緘口。”對于國家的政治局面，他已經無話可說了！

　　如果我們還是以一個文學的“成功人士”看待東坡，則誠如他被貶離開政治舞臺時的表白一樣：“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我們的這樣評價也一樣讓他無話可說了。

　　話題緣起

　　12月25日，臺灣文化名人李敖在會見赴臺開展文化交流活動的海南新聞交流團之際，特別向交流團成員推薦了他所收藏的兩件關于蘇東坡的文物，并談到與海南相關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推崇的是蘇東坡，“蘇東坡最可貴之處在于，雖然被貶至當時最為荒涼的海南，但仍然能坦然處世，與海南的原住民安樂相處。”

　　當年的海南，是東坡先生晚年被政治流放的處所，他在儋州“謫居”的三個年頭，完成了人生中最徹底的感悟與覺醒。時至今日，人們還是將東坡看作是一個文學創作的“成功人士”，本期講譚從文學圈子以外的別致視角，來評說這位曾經與海南結緣的歷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