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嘉也告訴《南風窗》記者，她之所以選擇在基層的技校擔任教師，是因為她在大學期間的田野調查和社會實踐中與中國的工人階層有過大量接觸，深感自己作為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應為這個群體做出點事情。她因此投身于教育，希望能給中國未來的新工人提供更多的知識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與幫助，讓他們更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更懂得團結與合作，讓這個龐大的群體變得更加有力量。

　　不抱怨的“行動派”

　　沈之嘉到職校求職的目的就是當一名老師，每天和學生們在一起。在工作了一個學期后卻發現，學校不斷拿一些非教學任務向她“壓擔子”，比如參與各種行政事務等，而這占據的時間甚至要超過她的上課時間。記者問她，這種結果是否與她當初來當老師的目的有一些不一致。她回答說：“是不一致啊。但這就是現實，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世界，那樣的話，就真的變成了空想家了。我要做的就是，了解現實是怎么樣的，現實如何能與理想契合、對接在一起。”

　　去年的此時，沈之嘉剛剛完成碩士論文，在她奔赴南京的職校實習前與導師告別時，導師和她打趣說，你的幸福時光結束，今后想和朋友們一起喝個小酒啊、吃頓燭光晚餐啊，機會就很少了。時隔一年，沈之嘉若有所思地對《南風窗》記者說，“什么叫做浪漫呢？一支玫瑰花、一只高腳杯，這叫浪漫，沒錯。但是，你也可以這么認為，當你看到社會進步的一個方向，感覺自己跟那么多勞動群眾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你做出一個自己認為比較自由，但在常人看來也許不那么正常的選擇時，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浪漫呢？”

　　（應采訪對象要求，沈之嘉系化名）

　　盡管預料到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可找工作過程的曲折還是超出了沈之嘉的想象。一年前，她投出了30多份求職信，絕大多數都石沉大海。可能是因為她的求職意向太不尋常了。沈之嘉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但她投簡歷的對象清一色是蘇南一帶的職業技術學校。

　　總算有一家位于南京郊區的技校通知她面試。她精心準備了PPT等授課課件，自我感覺試講及隨后的答辯也很成功。最后，面試官瞟了她一眼，問道：“你有教師資格證嗎？”沈之嘉搖了搖頭。面試官反問她：“如果你沒有駕照，能在高速上開車嗎？”語氣客氣但異常堅決：學校無法錄用她。

　　“他們拒絕我，可能是覺得一個清華的研究生來技校當老師這種事太離奇，會想這個人是不是不太靠譜啊。”沈之嘉回憶說。但她仍沒有放棄，她打電話給投過簡歷的另一家南京的職校，接電話的老師聽了她的自我介紹后很重視，稱將向校長匯報此事。幾天后，沈乘坐高鐵到南京參加這所學校的面試。

　　校長親自擔任面試官。沈之嘉回憶說，校長盯著她看了足足有兩分鐘，那眼神充滿著懷疑，仿佛是想問，你不會是為了騙一個南京戶口才來的吧？在回憶這個細節時，沈之嘉笑了：“我當時差點就對校長說，我老家是杭州的，杭州戶口比南京的還貴呢！”

　　這一次，她如愿以償，在這家南京的職業技術學校找到了工作。

　　“靠譜”新青年的另類選擇

　　若干年后，當研究者梳理這段歷史時也許會發現，沈之嘉無意中加入了一股與社會主流趨勢相悖的“微潮流”之中—自2010年前后，一些接受過國內外最頂尖教育的年輕一代精英們，開始在就業上將目光轉向那些“非主流”地帶，比如最底層的鄉村，以及那些聽起來并不高大上但他們卻喜歡的職業。

　　當沈之嘉在試圖叩開中國藍領工人的“預備役”部隊—職業技校的大門時，另一位“85后”青年、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秦玥飛已在湖南衡陽的一個小山村中默默地當了兩年的“村官”。

　　在這兩年間，秦玥飛為所在的衡山縣賀家鄉賀家山村募集到了80余萬元資金，幫鄉親們修建了灌溉良田的水渠，新建了一所田園風光式的敬老院，還為周邊4所學校就讀的700多名學生每人籌措了一臺平板電腦。秦玥飛因其出色的“政績”被鄉親們直選為縣人大代表。

　　但凡對中國農村熟悉的人都知道，上面幾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在農村都是一個異常復雜的龐大工程。就以修建水渠為例，賀家山村的村民們渴盼了幾十年卻一直沒辦到。不了解內情的人可能會誤以為，秦玥飛能做成這么多事，可能是借助于他頭頂的光環—耶魯大學畢業生，或者借助于某些強大的人脈關系或背景，才能夠向上級政府爭取到財政資金的支持。但熟悉秦玥飛的人士則向《南風窗》記者證實，秦雖出身于重慶的城市家庭，但其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上述資金的確都是靠秦玥飛從社會上“化緣”得來的，只有極少一部分來自上級政府撥款。

　　與其他大學生村官慣于伸手向政府部門“要錢”的思路不同，秦玥飛更注重搭建平臺，整合各種資源，借助外力“做事情”。在與記者交流時，秦玥飛會不時講一些很有創意的新點子，而“新媒體”、“市場”、“風險投資”、“項目包裝”、“營銷”等詞語更是掛在其嘴邊的高頻詞匯。一個在別人眼中可能是異常艱難的創業行動，在他眼里則更像是一種充滿著時尚感，聽看起來很酷、好玩、靠譜，又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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