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張印有“海南特區”字樣的票據記錄了1949年海南一段特殊又短暫的歷史? 陳蔚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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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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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塑料布和舊報紙依次展開，十數張用塑料薄膜細心包裹收藏的稅票、地契、收據等珍貴史料逐一呈現在人們面前。盡管歷經百年風霜，部分藏品的紙片已經發黃變軟、不堪一擊，可上方謄寫鐫印的文字和印章仍然清晰可見，佐證著那段古老瓊崖經濟社會奮力發展的光輝歲月。
商貿蕭條難尋找憑證
“海南島自古地處偏遠南海，土地廣沃、民族關系簡單、不受境外侵擾，所以長期呈現著外無威脅、內無嚴重危機的平和局面。但也正因如此，海南逐漸不為中央政權所重視，間接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缺乏相應推動力，這種情況在抗戰之后、解放之前尤為突出。”談起1949年至1950年間海南商貿之蕭條，海南師范大學教授張興吉這樣舉例，哪怕是最為繁榮的海口市博愛南路、中山路等地區，在那段時間也未給后人留下“叫得出名字”的建筑、商行和道路。
自小在海口長大的著名瓊劇作曲家吳梅還記得，彼時海口市人氣最旺的“商業區”位于新華路至東湖路段，可即便是在那里，大多經貿往來也都是在地攤上進行。“當時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不少北方軍官攜兒帶女隨撤退部隊遷往海南。但他們在海南無根無基也無產業，只好讓家人將隨身的物品帶到東湖附近擺地攤販賣以維持生計。”當時年僅十余歲的吳梅不曾踏足島外的世界，少見那些新奇質優的物件，還咬咬牙從中挑選購置了一件絨褲，“他們的衣料真是特別厚實、溫暖。”
但也有資本“雄厚”的人家，吳梅的父親就曾將自家一間店鋪租給了一位隨軍來瓊謀生的北方人，讓他們在此開起了北方面食館。“現在這戶人家的兒子還在海南，看來是已經扎下了根。”說話間，吳梅仿佛重拾了年少時充滿好奇的心情而語氣漸漸變得輕快，“在那之前，海南人極少能吃到水餃、拉面之類的面食，而到了解放前夕，街市上已然處處可聞面食的軟香。”
在商貿如此蕭條之時，可想而知土地買賣、商鋪納稅等商業行為也不常見，留下的商業憑據更是少之又少。
在獲知海南省收藏家協會留有稅票、地契、收據等可以佐證民國時期海南經濟發展形勢的相關史料后，長期潛心研究海南歷史的張興吉語帶笑意：“這樣的史料非常珍貴，可以向世人證明，即使在戰亂紛爭的艱難時期，這片土地上也有辛勤勞作的商賈人家。并且，在當時的大背景下，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店鋪甚至每一個小攤想立足于市場，背后必然都有其艱苦創業的故事，值得后人挖掘和追思。”
解放前曇花一現的“海南特區”
在這些史料中，幾張顯示“海南特區行政長官公署”、“海南特區公路管理所”等字樣的票據吸引了記者的目光。其中一張土地所有權狀上，還簽署了時任海南特區行政長官陳濟棠的名字。省收藏家協會顧問何云強特別提醒，此處的“海南特區”是指于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4月成立的“海南特別行政區”。
這段國民政府在民國時期致力于海南建省、興辦特區的短暫歷史，因其只維持了短短一年時間而鮮為人知。只有少數曾居住于海口市繁華地帶的古稀老人依稀留有印象：那一年，許多政府機關單位的牌匾被統一撤換，曾經上書的“海南海口”字樣統一改為“海南特區”。可沒過多久，尚還嶄新的牌匾又隨著海南解放而消失了痕跡。
據史料記載，其實早在1911年9月1日，出于海南防務的安全，孫中山就明確提出：“瓊州孤懸海外，萬一不能關照，失去瓊州，則高、廉、雷等府及廣西之太平等處都有危險。今為邊防起見，宜將瓊州另立一省”，并向國會闡明了“開發資源、加強防務、提高文化（無省則諸高等學校不能辦）、移民、行政之便利”等海南必須建省的理由。
可惜的是，由于戰亂頻繁等原因，海南建省的愿景一波三折而始終未能成真。直至抗戰勝利后，在民國36年3月24日于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全會方才通過海南建省之決議。1949年4月1日，海南正式更名為“海南特別行政區”，并成立建省籌備委員會于海口。
“但是，由于當時國民黨已然面臨傾頹，根本沒有人力物力財力可以投入海南特別行政區建設，所以這個特區終歸只是一具空殼、無疾而終。”張興吉將海南特別行政區的成立認為是部分走向末路的國民黨將領撈取最后一絲政治資本的幌子，其真正的建樹寥寥無幾。
何云強也表示，此類史料極為稀少，也正是因為國民黨勢力開始疲軟，海南特別行政區的新政無法真正推開，僅有交通、建設等幾個部門將海口市的幾個繁華地帶作為新政試點，“作出了一些改進的小動作”，可最終也免不了淹沒于海南解放的大浪潮中，成為海南歷史中極為短暫的一幕留影。
為梳理歷史提供佐證
頗為有趣的是，何云強的收藏中還有海南特別行政區時期的“海南特區公路管理所”開具的一些收據。它們被劃歸了“海照”、“海考”、“特罰”等幾個類別，分別是駕校考試、發放駕照和交通違章的收費憑證。
這些史料顯示，當時被“海南特區公路管理所”準予參加當期駕校考試的僅有編號為“001”至“050”的50名考生。當然，我們很難從中得出結論，在海南特別行政區時期發放的駕照是否僅有這50張，但可以窺得一斑的是，在當時的海南，持證的司機還屬鳳毛麟角。
吳梅的父親就曾是負責海口市永興鎮到海口市區路段運營的客車司機，許多年里，往來的農民、工人都是擠在客車兩旁滿滿當當的貨物中間，一路顛簸來到目的地。年幼的吳梅也曾多次乘坐父親駕駛的客車，卻未曾見過父親亮出他的駕照。
想必，在那個從海口市區去往府城都大多只能依靠步行或馬車的年代，駕照是比汽車還要稀罕的物件。如此看來，此類史料也就更顯意義非凡。
“我也曾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見過記錄‘海南特別行政區’的一些舊照片，可如今已經連照片也找不到了。”海口文史專家馮仁鴻感慨，那曇花一現的海南特別行政區如同海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分水嶺，劃開了兩個時代，“要知道海南解放前幾十年的發展速度還比不上解放后的十幾年。自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以來，變化更是日新月異。”他認為，何云強提供的這些史料，將為人們梳理海南金融史提供不可多得的佐證。
對此，張興吉深有同感，“解放前后，尤其是海南特別行政區時期的歷史研究工作，仍亟需實物史料為其助力。”據何云強回憶，在2001年，國家建設部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還曾親自赴瓊，為的是購買他手中一紙蓋有“海南特別行政區”公章的土地所有權狀。
“他們很是驚訝，海南民間竟然能尋到如此珍貴的史料，因此不惜遠道而來愿付重金購買。”但是，何云強不收分文便將此藏品交給了研究人員。他說，收藏文物的目的并非謀利，能為歷史研究、存檔工作盡一份力，才算是藏有所值，“我特別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這段歷史，盡管時間短、建樹少，但仍為今日繁榮發展的海南奠定了一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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