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海南的古陶瓷，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南海海域水下考古出水的瓷器。像“華光礁I號”沉船出水的青白釉、青釉瓷器，“石嶼二號”沉船遺址出水的元青花等，在古陶瓷領域都是可圈可點的考古發現。但少為人知的是，在海南島上，也分布著不少古陶瓷窯址，從最新的考古調查來看，有39處之多。由于孤懸海外，與中原腹地交通不暢，海南的古窯址燒制出了不少風格迥異的陶瓷器。
保亭什南駁窖藏遺址出土的宋青釉刻劃花碗。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瓷質秤砣--瓷權
《漢書·律歷志》說：“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權俗稱秤砣，幾千年來一直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稱重工具。傳世和出土的古代權一般是用鐵、銅鑄的。民間歇后語有“張飛吃秤砣--鐵了心”的說法，鐵質秤砣最為常見。記得小時候在電子秤普及之前，商販們用的也是鐵秤砣。海南島古窯址中發現的大量瓷質秤砣在全國范圍內也算一個特例。
作為海南島最富特色的器物，瓷權從外形來看，更像是一個帶蓋的罐子。上部有“亞”字形蓋，為圓餅蓋切掉兩處對稱的弧形三角，鼓腹，實心，平底。胎質堅實，釉色以青釉和醬綠釉最為常見。從采集和館藏的資料來看，澄邁縣的美楊窯址、福安窯址和儋州市的碗窯村窯址都曾燒造此類器物。
澄邁縣博物館藏美楊窯瓷權。
那么如何確定這種罐形實心的器物是瓷權的呢，在發現之初，筆者對其功用也存在疑惑。恰巧我們曾在樂東黎族自治縣三曲溝窯址發現一件饅頭形的瓷質器物，和鐵質秤砣造型完全一樣，可以確定就是瓷權，這個發現給我們帶來了啟發。另外，仔細觀察罐形實心器物的蓋心與腹部相接處都有一孔，也和秤砣的器形一致。為了進一步驗證瓷權的功用，筆者和同事找來美楊窯發現的6個大小和重量不同的瓷權進行稱重，略去少許誤差，這幾件瓷權的重量確實存在一定的等差關系，這就更確定了瓷權作為秤砣或者說是砝碼的性質。
有學者認為通過磨蝕“亞”字形的蓋可以調節實際的重量，因為瓷權與鑄造的金屬權相比，燒造過程中重量更容易出現誤差，通過磨蝕“亞”字形的蓋可以有效地減免誤差，但這種調節只針對過重的瓷權，而且并未在瓷權上發現磨蝕痕跡，所以通過磨蝕器蓋調節重量的方法可能只能對燒造前的瓷權坯體進行操作。
魚形刮削器
在定安縣黃桐嶺西窯窯址采集到一件帶刻紋的魚形器，魚體呈較薄的片狀，僅一面有紋，另一面素面可平行放置。魚的圓圈狀眼、鼻孔、魚頭及魚身的分界線都用細線刻劃。魚身一面戳刻有繁密的魚鱗紋飾，魚鱗翹起，呈現出立體效果。魚的背部和腹部都有簡單刻劃出的背鰭和腹鰭，雖魚體尾部殘缺，但整體形象生動樸實，充滿生活情趣。
定安縣黃桐嶺西窯魚形器。
魚形器在現有的考古資料中發現很少，尤其是瓷質素胎片狀的魚形器更為罕見。海南島為熱帶季風氣候，充足的雨水和四面環海的地理位置，使捕魚成為千百年來海南島居民重要的生活來源之一，所以居民將生活用具做成魚形倒并不奇怪。
從魚形器的形制看，魚鱗隆起且硬度很高，類似現在的魚鱗狀擦刀的鐵質擦絲器，可將部分蔬菜擦成絲狀，推測魚形器為實用炊具的可能性很大。一次偶然的機會，澄邁縣博物館館長蔡俐紅在海南古窯址調查微信群里發了兩張現代魚形器的照片，與筆者發現的那件極為相似。據其介紹，這種現代魚形器是用來將毛薯磨成粉狀物的工具，將毛薯放在魚形器的魚鱗位置擦拭，出來的粉狀物可以用作丸子的原料，其他一些需要擦拭粉碎的蔬菜也可用這種魚形器操作。黃桐嶺西窯窯址采集的魚形器很可能是現代魚形器的前身，參照魚翹起的魚鱗制作瓷質工具，既美觀又實用，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窯工的獨具匠心。
貼塑水生動物的大罐
海南島很多古窯址都燒造束頸的大罐，尤其是海南島西部的三曲溝等窯址，大罐屬于燒造的主流產品，不少大罐高一米以上，用于裝水、裝米等。成書于1929年左右的《海南島志》中的“窯業”一節提到，島上陶器以缸、甕、甌、盆為主，水缸為“瓊、定”兩地制造，其余為安鋪和欽縣供給。說的是水缸為海南本地燒造，其余由廣東供給。這是現在唯一找到的有關海南島燒造陶瓷器物的記錄，考慮到器物定名存在差異，推測民國年間所謂的“缸”有可能也包括現代發現較多的甕和罐。
貼塑水生動物裝飾是海南島束頸大罐的特色之一，在碗窯村窯和福安窯都發現有貼塑蛙紋的罐類殘片。蛙紋在海南島古代器物中較為常見，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漢代的銅鼓，也常見于海南黎族的衣服紋樣和器物上。海南島是熱帶季風氣候，蛙是生活中很常見的動物，雨季來臨的時候，對雷雨反應靈敏的青蛙常被視為季節和水旱的先知，同時蛙由于產卵數量多，也常被作為生殖崇拜的對象。
昌江博物館藏醬釉四系陶罐。
在白沙縣民族博物館藏有一件青釉釉下彩的六系陶罐，這件器物為征集所得。束頸大罐基本上都是以醬釉、黑釉等為主，青釉的僅見白沙縣民族博物館的這件。從其釉色來看，與澄邁縣福安窯系窯址燒造的青釉釉下彩很像，所以推測此件大罐也是本地的窯址燒造的。這件器物上可見貼塑魚形、青蛙、烏龜等水生生物，充滿著古樸生動之美。
煙斗鍋
澄邁縣福安窯還燒造有煙斗鍋，從一件采集到的煙斗鍋來看，整體呈中部鼓起的柱體，側面開一圓孔，頂部有斗笠狀開孔，與一側開孔相通。煙斗鍋應是組合型器物，陶制煙斗鍋與柄嘴配合使用，柄嘴可能為竹、木制作。
澄邁縣福安窯瓷煙斗。
瓷質煙斗在全國的考古發現中出土較少，煙斗的發現也為福安窯年代的斷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據。關于煙草傳入中國的時間，根據《本草綱目拾遺》中轉引方以智《物理小識》中的記錄“煙草明萬歷末年有攜至漳泉者，馬氏造之，曰淡肉果。漸傳至九邊，皆含長管而火點吞之，有醉仆者。崇禎時嚴禁之，不止”，即明萬歷年間傳入。煙草如果在明晚期至明末才開始在中國傳播，煙斗作為煙草的使用工具，其使用年代與煙草傳入的時間應大體一致或略晚。
另根據蔣慕東等先生的研究，“康熙年間及其之前有明確煙草種植記載的省份有：廣東（含海南）、廣西、福建、遼寧、浙江、江蘇（含上海）、江西、安徽、山東、河南、河北（含北京、天津）、陜西、山西、云南、湖南、臺灣十五省。”即在清朝初年海南就已種植煙草，此時煙斗在福安窯燒造也是符合實際的，這也為福安窯建于清代的觀點提供了佐證。
定安縣大坡村窯瓷象棋子。
澄邁縣美楊窯醬釉急須。
除了瓷權、魚形器、貼塑大罐和煙斗鍋，定安縣大坡村窯發現的圓餅狀的瓷棋子，其上刻有楷書“士”字，工整娟秀，也較為少見。澄邁縣美楊窯址發現的急須見于史書記載，明代陸容在《菽園雜記》卷八中有記：“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是一種煮茶用的茶器，海南的急須呈矮梨形，上腹部一側有中空的近圓柱形柄，插入不容易傳熱的木棒后，可以防止燙手。萬寧市上灶村燈窯址發現的急銷，形制上沒有急須的流，腹部比急須圓鼓，可能是急須在生活需要中的變種。以前，在閩南和臺灣，人們習慣稱藥鍋為“急銷”，這種習慣在海南島可能也較為流行。這些頗具地方特色的陶瓷器，承載著海南島工匠們的造型智慧，是海南島特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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