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西方媒體奉為圭臬的“新聞自由”，正因其罔顧道德和法律的“肆意生長”，遭到各國公眾廣泛質疑。

　　日前，陷入一系列竊聽丑聞的英國著名通俗小報《世界新聞報》被迫關門以謝天下，其幕后老板默多克也在英國各界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放棄了對天空電視臺志在必得的收購。甚至有人預言，此事將成為這位“傳媒業拿破侖”的滑鐵盧。

　　其實，竊聽名人電話以獲取獨家消息在英國已是新聞界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公眾對此也似乎習以為常。然而現在，《世界新聞報》將竊聽范圍由社會名人擴展到普羅大眾，更重要的是還曝出了該報雇員刪除一名失蹤女孩手機信息、誤導了警方調查的“猛料”，這無疑極大地挑戰了媒體的道德底線和公眾的容忍度。

　　事實上，大眾的知情權和個人的隱私權始終是新聞報道中的一對矛盾，兼顧不易。這集中體現在對公眾人物隱私的報道上，在新聞史上也多次發生過名人將媒體告上法庭的實例。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西方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共識，那就是：公眾人物由于享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會資源，就應接受媒體更多的監督，并對此具有 “忍受的義務”。但是，對于此次“竊聽門”的絕大多數受害者來說，顯然根本不存在“忍受的義務”。而干擾司法調查，不管是否故意，都直接違反了法律。《世界新聞報》正是由于毫無顧忌地突破了這些被視為不可觸碰的“高壓線”而最終“栽了”。

　　這次的事件也促使世界反思：長久以來西方媒體高舉“新聞自由”大旗以占據道德制高點，壟斷國際話語權，但他們做得是否像說得那么漂亮？“9·11”之后美國政府對媒體的嚴密管制早已不是秘密，而伊拉克戰爭前炮制出鋪天蓋地的“巴格達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輿論，更堪稱西方媒體的歷史性污點。“竊聽門”告訴我們，面對政治力量“似拒還迎”的西方媒體，在面對商業利益的誘惑時，同樣不會是“坐懷不亂”的君子。

　　西方國家往往喜歡拿“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說事，對別國的人權狀況指指點點，可是很多時候，他們有意無意之間不提自由的另一面，那就是道德和法律的規范。而這正是行使自由的邊界所在。其實這只是一種“選擇性遺忘”——他們并非不知道，“新聞自由”固然是一種監督力量，但它本身也需要受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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