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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神奇的液體在公款消費的餐桌上彷徨。

　　隨著轉變作風各項活動的持續開展，公款吃喝初步得到遏制，名酒、高檔酒消費量大跌。但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的記者近日走訪12個省市后發現，“酒桌辦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對中央規定“左顧右盼”，心態復雜。對300余名基層干部發放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83%的受訪者認為目前最經常的公務接待活動仍然是吃飯喝酒。甚至，有基層官員表示，以前聯絡感情主要通過接待，如今不讓吃飯喝酒，一下子無所適從。

　　聯想到前陣子就有媒體曝出，有些地方“轉戰地下”繼續吃喝，不由感慨，看來政策約束、明令規定可以一時管住官員的嘴，卻難以根除他們精神上的“癮”。

　　其實，官員對酒的需要和依賴，很少真正出于樂趣和享受。甚至，喝酒往往被許多人視為一種負擔，筆者就曾多次聽過基層官員“舍命上陣”之類的無奈自嘲和怨言。但酒這種液體的神奇之處，正如一些基層干部向《瞭望》記者坦承的那樣：跑項目、要資金、想拿到上級部門分配下來的資源，離不開吃喝，“吃飯開道，喝酒提速”；招商引資也離不開吃喝，“接待也是生產力”；“聯絡”同僚和上級感情要吃喝，酒桌有時還是一條拉圈子、要帽子的“捷徑”……

　　由此可見，公款吃喝之所以盛行，并非官員肚里的“酒蟲”作怪，而是他們頭腦中的“酒桌迷信”在起作用。而乞靈于酒桌來達成各種心照不宣的利益輸送或交換，是因為這種“迷信”在現實中常常管用，以致某種程度上，酒桌儼然成了一些官員的第二“談判桌”、第二“辦公場所”。酒在中國人的飯桌上本就起著潤滑作用，在官場文化中更成為一個奇特元素。“酒到位意味著關系到位，關系到位了啥都好說”，這就是“酒桌迷信”的現實邏輯。

　　而要破除這種“酒桌迷信”，恐怕別無他法，除了嚴令這種液體在公務接待中少出現、不出現和違規必究，除了讓“八項規定”、“厲行節約”常態化、制度化，還必須逐步消除“酒桌辦事”的強大“魔力”，剝去附著于酒桌之上的扭曲功能。

　　要讓關系和人情在我們的政治生活、行政運作中發揮不了作用，讓規則和程序真正說話。要簡政放權，讓伸得太長的權力之手縮回去。要給那些不受有效約束的權力戴上緊箍，套上轡頭。要管好各級財政預算，讓各級人大對“錢袋子”真正把關、審批，發揮公眾的監督作用。如此，酒風可剎，酒“癮”可戒。否則，就算“酒桌”遇冷，也會換作其他各種“桌”盛行。

　　對公款吃喝的酒桌宣戰，對官場生態和一些官員頭腦中的“酒桌迷信”宣戰，雖然沒有硝煙，但顯然毫不輕松，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