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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河南省鹿邑縣“慈母”武文英把農藥瓶遞給20歲的腦癱雙胞胎兒子，致二子死亡。事后，全村選擇了沉默，時隔近一年，武文英卻走進派出所自首，唯一的要求是“能不能等拉扯大兩個小的再來坐牢”。今年11月20日，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殺人，在河南省鹿邑縣法院受審。與此同時，一份5頁紙的3000村民聯名求情信也遞到了法院。

　　在當地，武文英算是“知名人物”，周口一家晚報曾三次報道她辛勞照顧兩個腦癱兒子的事跡。19年如一日照顧兒子的武文英被稱為“慈母”。可偏偏就是這位好媽媽，面對生存無奈所帶來的絕望，在兒子們“媽，俺不想拖累你了，讓俺喝藥吧”的悲情要求下，選擇了“痛下毒手”。

　　遺憾的是，這樣的案子并非孤例。2012年7月，湖南張家界農村婦女龔某用農藥毒死了13歲的智障女兒，當地法院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2010年11月，東莞母親韓群鳳溺死了自己的兩個腦癱兒子。絕望中的母親將兩個兒子溺死并自殺未遂。當地法院認定韓群鳳故意殺人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5年。

　　這些不幸家庭有著相似的經歷，多年的治病耗盡了家庭的一切，家庭成員難以承受殘障孩子帶來的生活壓力和精神負擔，最終演變為“戕害至親”的悲劇。從法律的角度來說，相關行為的違法性質毫無疑義。然而，即使我們無法身臨其境地去感受這些母親承受過的無奈，每一個知曉類似事件的人都將充滿同情和噓唏。

　　這些案件相對普通殺人案無疑有著本質性的區別，從以往判例看來，法院一般都在自由裁量權內予以從輕。公眾也期望在武文英案中，法院能懷著悲憫情懷，綜合考慮武文英的犯罪情節、悔罪態度、人身危險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

　　而這些悲劇的背后，更深層次的相同點在于他們沒有在最需要、最無助的時候，得到社會及時有效的救濟。當地政府曾給武文英送來輪椅和500元錢，并給兄弟倆每月提供60元的低保待遇，而這些對于整個家庭來說可謂杯水車薪。

　　痛定思痛，我們在糾結于情法沖突的個案，對武文英滿懷同情的同時，也應該為潛在的“武文英們”呼喚行政救助與社會救助的蔭蔽。只有搭建起政府、社會及個人慈善多元化、多渠道、全覆蓋的救助體系，真正實現公民在“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時憲法賦予的物質幫助權，才能消除悲劇產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