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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茂名窩案爆發前的幾年里，當地買官賣官風氣暢行，成為官員中半公開的秘密，民間甚至流傳著從科長數十萬元至副市長數百萬元的“價目表”。信宜有個鎮長是中國農業大學畢業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開干部大會都受表揚，但多年沒有提拔。為了升任鎮黨委書記，他抵押貸款5萬元，湊了20萬元行賄，此后很快被提拔。（8月17日《京華時報》）
　　
　　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多年未提拔，抵押貸款而行賄，該鎮長的例子令人心酸。不可否認，買官賣官，不是一個地方流出的膿瘡，而是先有用人、提拔、公示、監督等制度系統性的崩塌，才會帶來如此大面積的創傷。制度性建設也好、將權力關進籠子也罷，其實，都繞不過一個關鍵點：增加買官賣官的“成本”、破解其隱秘化。
　　
　　這個關鍵點，對應兩個階段。但凡根絕一項極其惡劣的現象，大而化之，無非是預防與發現。預防措施要周密合縫、不留死角；而發現則要迅速及時、事后嚴懲。對于買官賣官，對其預防之道，從經濟學角度視之，就是增加買官賣官者的“成本”。買官賣官，之所以能行得通，是因為仕途晉升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握于一人之手；如果“點頭權”分散至多人之手，或者是群眾參議呢？即便買官者有通天財力，也無法賄選所有人吧。
　　
　　著名法學家蔡定劍曾說，怎樣防止基層賄選？直選的范圍越大，賄選的成本就越高，賄選就很難有效。這個道理可以推至官員提拔之上，當然在這里，并非說是要“直選”，而是建議對官員選拔，要脫離內部考核，引入社會評價機制。這樣的方法，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實踐，例如對一些科級干部，如鄉鎮干部，對其考核，引入群眾測評，并列為干部提拔的一項重要指標。這是一個好的嘗試與開端。
　　
　　引入社會評價，其實也是破除“隱秘化”；不過，這里所指的“隱秘化”，另有含義。如果將媒體曝光的“買官賣官”案例，做一個統計，便會發現：買官賣官的潛伏期很長，其事發有著很大的偶然因素。茂名買官賣官，從新聞中得知，自2002年開始；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昭耀賣官，也潛伏了十幾年。當買官賣官，已成窩案，一對一的行賄受賄、攻守同盟，如果對行賄人的提拔，再披上合規的外衣，局外人又如何一窺買官賣官里面的骯臟與齷齪？
　　
　　如何及時發現買官賣官？這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其實，買官賣官，歸根結底，為了一個字：錢。不管這錢是現金、字畫、購物卡等，總歸有跡可循，如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完善，如果能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賣官者隱匿巨額財產的成本與風險便會加大，賣官者暴露的幾率便會隨之更大一些，買官賣官的潛伏期還會那么長嗎？此外，對于買官者，如果現在仍然保持“罰酒三杯”式的懲罰，豈能有力斬斷買官賣官的供需鏈條？
　　
　　文/溫江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