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文化】

　　作者：曹雅欣

　　國學走入生活，

　　傳統(tǒng)成為時尚！

　　科普國學，

　　文化健康！

　　“子曰”，古代指孔子說，現(xiàn)泛指老師說。

　　“子曰詩云”，就是中國人引經(jīng)據(jù)典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方式。

　　子曰文化，團結(jié)一批杰出的國學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傳播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解讀古為今用的經(jīng)典智慧，構(gòu)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把精英層面獨有的思想智慧，轉(zhuǎn)化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的第四個價值取向，是法治。

　　（一）“法治”與“法制”

　　當我們談起“法治”的時候，常常會將它與“法制”混淆：法制，是一種法律化的制度，而法治，是一種依法治國的觀念；法制，是社會秩序的管控法則，而法治，是全體公民的內(nèi)心準則；法制，是靠法令的硬性規(guī)定來實行他律，而法治，是靠民眾的思想意識來實現(xiàn)自律；法制，通過制度規(guī)范行為，強制遵守法規(guī)，是治國的手段，而法治，實現(xiàn)全民意識統(tǒng)一，自覺依法行事，是治國的目標。

　　“法制”社會的他律方法，是確保人依法行事的必要手段，而“法治”觀念和自律精神的真正建立，才使人從受制度支配走向了自覺依照觀念行事，才使人從必然王國走向了自由王國，這才是一個社會經(jīng)由“法制”的治理方式走向了“法治”的理想狀態(tài)。

　　所以，我們的社會，既需要制度的強大保障，更期待觀念的深入人心。當“法治”成為舉國上下高度統(tǒng)一的行為認同，人們便可以自覺遵循內(nèi)心準則的感召、接受自我的約束，而不是尋求外部規(guī)則的漏洞、挑戰(zhàn)法規(guī)的底線。

　　中國很早就有了“法”的意識，認識到依法治國的必要性。《管子》中說：“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法，是社會中所有行為的準則規(guī)范。而《韓非子》說：“家有常業(yè)，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亂。”一個家庭若有恒常的產(chǎn)業(yè)，即使遭遇饑荒也不挨餓，一個國家若有恒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難也不會混亂。法，是規(guī)范社會的法尺、是穩(wěn)固事態(tài)的準繩，這就是古人對法治的重要認識。

　　但是，并非認識就能落實成行為，并非規(guī)則就能維護住秩序。比如《史記》中記載有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古時烽火的點燃，是涉及到軍事戰(zhàn)爭和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具有嚴格的制度規(guī)范。在周代，鎬京附近修有二十多座烽火臺，每當京城告急、天子有難，烽火便一座接一座地點燃，四周諸侯看到這狼煙四起，便知軍事緊急、家國垂危，紛紛帶兵前來、勤王靖難。但周天子與諸侯王之間這嚴肅的契約，卻被周幽王當做博美人一笑的游戲。他為了引逗艷若桃李卻一向冷若冰霜的妃子褒姒展顏一笑，便上烽火臺燃起烽火，招各路諸侯前來一會。當各地兵馬火速奔來準備與設(shè)想中的侵略者誓死一戰(zhàn)的時候，卻見他們效忠的對象正與美人在城上開懷大笑，認為這樣兵馬齊聚的戲劇化場景非常有趣。而由于褒姒難得地笑了，大喜之下的周幽王頒給獻出這個“烽火戲諸侯”計策的佞臣以千金作賞，這便是“千金一笑”詞語的由來。

　　可是，周幽王只看到美人的笑顏，卻沒看到將士的怒火，他戲耍了法則的嚴肅性，法則便要戲耍他的號召力。周幽王以為找到了觀賞喜劇的最佳節(jié)目，真實而刺激，便頻頻以烽火之號戲弄諸侯。于是，當國內(nèi)的反抗者與邊疆的侵略者聯(lián)合前來進犯鎬京時，他縱使命人將烽火一燃晝夜，也不再有救兵前來。走投無路的周幽王，被敵軍殺死，西周也就此滅亡。烽火報警的制度，本是古時邊防的有效傳遞法則，但周幽王的思維中卻絲毫不存法之意識，他個人的治國荒唐凌駕于法規(guī)嚴整之上，使“法制”規(guī)則名存實亡，使一代天子國破家亡，他是從思想意識之初，就始終欠缺對“法治”觀念的理解和尊重。

　　這便是一種“法制”手段與“法治”思維的斷裂，雖然設(shè)定了嚴格的法規(guī)制度，卻沒能依照法治的思維行事，“法制”的手段被缺乏“法治”意識的頭腦所拋棄。因此，既要用“法制”的準則，來確保“法治”的理念，更要靠“法治”的思維，來指揮“法制”的執(zhí)行。

　　這就如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所說：“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設(shè)立了法制卻不善加執(zhí)行，等同于無法的社會。而紀律嚴明的兵家卻深諳此道，《史記》中還記載了孫武訓兵的一個故事。春秋時期，吳王要考察孫武的本事，命他以練兵之法來訓練宮女與后妃。這些后宮女子，對于模擬軍訓之事倍感新奇，不肯聽從孫武的指揮，總是嬉戲笑鬧。孫武將她們分成兩隊，在交待清楚綱紀口令之后，看女眷們依然無事紀律、一味嬉笑，于是下令將兩隊的隊長、也就是吳王的兩位愛妃依照軍法處死，連吳王為之求情也置之不理——孫武認為，軍法當前，令出必行。如此一來，宮女們再不敢無視法令，全隊肅然齊整。

　　孫武起初規(guī)定的“法制”命令，宮女們不以為然，并沒有接受為“法治”層面上的理解。理解得不到位，執(zhí)行就沒力度。孫武其后通過以儆效尤，讓“法治”的觀念深入到宮女們思維中，“法治”才真正上升為自覺指導(dǎo)行為舉止的思想意識。而這種思想意識推廣成全民意識，治兵法則推廣為社會治理，便是法治社會的形態(tài)，《韓非子》中說“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而當今的法治社會，是依從法治，為民服務(wù)。

　　這便涉及到“法治”與“法制”的根本不同：法治，是以教化來實現(xiàn)思維方式上的依法觀念，法治意識的培養(yǎng)，是期待著“防于未然之前”；而法制，是用禁令來規(guī)范道德底線上的守法行為，法制規(guī)則的設(shè)定，是執(zhí)行著“懲于已然之后”。

　　法治的教化，是在培育人心中善的種子，使人性之善發(fā)揚光大；法制的嚴令，是在懲罰人心中惡的因子，令人性之惡交付代價。

　　（二）性善與性惡

　　說起“法”，古代的法，更偏重于懲罰，面對犯罪行為，只能“懲于已然之后”，即使法令再嚴苛、刑罰再恐怖，也是威嚇于人的不得已而為之；而今天的法，更應(yīng)偏重于教導(dǎo)，是為了指導(dǎo)人性善惡轉(zhuǎn)化、保護人心不墮深淵、警惕惡之花違法生發(fā)，通過法之教化，感召人在善惡抉擇的觀念上“防于未然之前”。

　　這也涉及到中國文化里對于人性善惡論的判斷分析。同是儒家思想者的代表，孟子就偏向于“人性善論”，認為人生來懷有善心，所以他堅持德治，以德育人、以德治國；而荀子偏向于“人性惡論”，認為人生來具有惡心，所以他教出了李斯、韓非子等法家弟子，法家思想者正是由于不信任人性而重法度。

　　其實，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善的天使與惡的魔鬼本就是一對雙生子，同時存在于人心初生之時。當法鏡呈立于人心面前，當人心角落在法理的監(jiān)督下秋毫畢現(xiàn)，必然會發(fā)現(xiàn)惡的影子，也會閃現(xiàn)善的樣子，這才是完整的人性。對于人性之惡，無法杜絕，只能教化，引導(dǎo)它向善的一方轉(zhuǎn)化、防患于未然，而非坐看它壯大顯形、然后以血腥之法懲罰，畢竟，懲罰的對象不僅于惡人惡行本身，常常要更多人、甚至要整個社會來為這份惡果共同買單。——“法”存在的本質(zhì)意義，在于治理、在于德善的引導(dǎo)，而非刑罰、而非殘酷的手法。

　　中國文化里還強調(diào)，“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面，總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既要看到人性的善、也要承認人性的惡，既要培養(yǎng)自律精神、也要依靠他律方法，這就是《孟子》里說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單有法令不能自我生效、單有善教也不夠理政治國。對于人性的兩面性，既要進行德治、也要運用法治，既需要“法治”觀念的教化和引導(dǎo)、也需要“法制”規(guī)則的約束和保障。

　　然而人性進化的理想目標、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方向，就是不斷從陰暗性走向光明性、從動物性走向文明性的過程；社會對于公民的期待，是能實現(xiàn)“法治”的全民化、自主化，而公民對于社會的期待，是能實現(xiàn)真正的法治化、自由化——真正的法治社會，該是每個公民身處其中感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狀態(tài)，那是人性發(fā)展由原始到高尚、由被動約束到自我規(guī)范的社會，是由法律管制到自覺守法的社會，是由“法制”制約到“法治”治心的社會，也就是，人們由必然王國走向了自由王國的社會。

　　“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思維治理家國，以法的嚴謹規(guī)范市場；“治國使眾莫如法”，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理念指導(dǎo)行為，以法的嚴肅警醒人心；“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精神教化人性，以法的意識發(fā)展文明。——文明社會的發(fā)展，要在法的框架內(nèi)進行，而法治的根本，是為使社會文明走向更加善意的明天。（文/曹雅欣書法/張瑞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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