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板”的學術和生意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李寧此次被逮捕主要是因為涉嫌將部分科研經費以“外包”的名義轉移到了其名下的公司賬戶。而根據之前國內一些媒體的報道，“李老板”之名名副其實，其名下有多家生物技術公司，分別在北京和無錫等地。

　　據媒體報道，李寧在“商界”可謂身兼數職。如北京三元濟普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與董事長；北京濟普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股東與副董事長；北京濟福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濟福霖”）股東與經理；無錫科捷諾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其中，北京濟普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濟普霖”）在李寧參與的眾多科研項目中，一直扮演著合作公司的角色。

　　公開資料顯示，從2006年到2011年，中國農大和濟普霖合作的項目至少有21個，其中國家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最多，有5項，這個由國務院在2008年7月的常務會議上審議通過的科研項目，總投入逾200億，跨度12年。李寧是該重大專項的副總工程師。

　　據了解，一家公司以合作單位的身份參與國家科研項目，在業(yè)內一直是被允許的操作規(guī)則，而該類公司的選定缺乏相關的規(guī)范準則。根據調查得知，李寧或涉嫌將科研經費截留或轉移到濟普霖名下。而這種情況在業(yè)內并不罕見。一名大學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把批下來的科研經費“花光”，因為根據規(guī)定，剩余的經費都要交回，“誰也不想把到手的錢再退回去”。

　　而李寧旗下的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濟福霖，則擔任了研究成果轉讓的角色。

　　根據媒體報道，從2010年11月開始，在李寧以濟普霖名義申請的12項專利中，至少5項轉讓到了濟福霖名下，均跟李寧承接的國家課題相似，其中包括《一種動物體細胞克隆方法》、《一種從轉基因牛乳中純化重組人α-乳清白蛋白的方法》等。

　　這5項中又有3項轉讓給了其他公司。其中，《一種動物體細胞克隆辦法》，轉讓給了位于河北涿州的保定溫氏種豬育種股份有限公司。資料顯示李寧任職該公司總經理。

　　上述從濟普霖轉到濟福霖的專利中，另外有兩個關于奶牛的專利，在2011年先后轉給了一家公司，即“無錫科捷諾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與上面幾家公司一樣，科捷諾一樣有李寧的影子。公司資料顯示李寧是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長。

　　科研項目＝自動提款機？

　　有媒體統(tǒng)計，在近年曝光的科研腐敗案中，由高校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所致的腐敗問題占比較大。中國科協(xié)一項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僅占約四成，這意味著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

　　某高校管理者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科研資金流失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國家現階段對科研項目人力成本的投入不到位。例如，根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經費管理辦法》，勞務費最高不能超過資助經費的15%，但是該費用只能用于臨時聘用人員（如參與課題的博士生等）。該管理者認為，老師們作為課題的主要負責人，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難免心理不平衡。

　　其次，根據《關于國家科研計劃實施課題制管理的規(guī)定》，已完成驗收課題的結余經費，經歸口部門批準后，可留給依托單位用于補助科研發(fā)展支出。換言之，該課題的負責人仍需要將結余費用上交。目前業(yè)內的普遍做法是留給課題負責人支配，作為補助支出。但是由于該經費已不再屬于在研項目經費，管理相對寬松，最后常常不知去向。

　　《中國經濟周刊》調查得知，貪腐科研項目方法可謂“花樣百出”。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編制虛假預算，通過聯合關聯公司開具虛假發(fā)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套取專項科研經費。在此次曝光的7名教授經費套現的事件中，已被判刑的陳英旭即利用該手段將近千萬元專項科研經費沖賬套現。

　　此外，部分科研人員鉆經費管理的空子，進行橫向經費(課題組承接來自企業(yè)、學校等平行單位的科研項目)和縱向經費(課題組申請的國家級、部委級的科研項目)的“互換”。部分科研人員將能夠正經花的錢都湊到縱向的賬目上，縱向經費中一些實在走不了的賬，則依賴橫向經費抵銷，用不完就塞進自己的腰包。

　　勞務費也是科研經費流失的一個渠道，有科研人員編造勞務名單冒領“勞務費”，更有人按照可報銷的項目去做賬，將“吃喝玩樂”的費用記在科研項目上。

　　科研管理體制：為何政府與市場雙失靈

　　葛豐

　　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近日披露，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yè)大學教授李寧因涉嫌弄虛作假套取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金已被依法批捕。

　　這則看似令人震驚的新聞，對于任何一位稍稍知悉中國科研管理實際狀況的人士而言，實則不過是意料中事。畢竟，排除未必理性的對于科研人員不切實際的泛道德要求，科研人員作為職業(yè)人群中的一支，同樣很難擺脫“經濟人” 各項基本假設。

　　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就已指明，人們在參與經濟活動時，若發(fā)現相較于尋利活動的尋租活動，能以更少的經濟成本獲得更多超額收益，便會傾向于放棄尋利活動而選擇尋租活動。中國當下的科研管理體制，正是這樣一種很容易讓科研人員發(fā)現，尋租比之尋利更能獲得超額收益的體制。

　　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與幾乎一切不再適用的過渡性體制一樣，充斥著政府與市場雙失靈的弊端。這些弊端主要體現在：一方面，由于市場發(fā)育不全，這類體制往往寄望于通過政府有形之手，深度介入市場機制無法實現自發(fā)擴展的特殊領域。譬如科研領域，目前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fā)展經費支出連年實現大幅度增長，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特有的激勵與信息等方面的欠缺，政府的介入往往在放縱市場失靈的同時，反而在客觀上營造出內部人控制、尋租的“樂園”。

　　其實只消看看國有企業(yè)普遍存在的預算軟約束即可明了，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不僅不可能種瓜得豆，而且還只會因為以下四點特殊性而進一步放大預算軟約束下的逆向激勵。這四點特殊性具體來說就是：其一，科研領域因其高度專業(yè)性以及相對小眾化，存在極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與不透明；其二，科研活動因其高度不確定性，再加之基礎科學與人文社科等部門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因此，相較于企業(yè)更難進行績效考核；其三，中國的科研管理部門是目前所剩不多的既是運動員（項目發(fā)放）、又是裁判員（項目考核）的計劃體制“殘余勢力”；其四，中國現階段急于實現的“科技進步”在基本制度框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很可能進一步加劇前述三項預算軟約束。

　　李寧被捕其實不過是揭開了長期籠罩在神秘面紗下問題的一角。為今之計，如果中國并非葉公好龍式地意圖取得科技騰飛，那就不應當繼續(xù)沉浸在“大多數課題實施的情況是好的”、“違法違紀現象是極少數”等自我精神告慰中。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已經到了不改不行，不大改、不徹改不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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