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

　　父親是1925年去世的，當時他才33歲。那年我11歲。父親得的是肺病。雖然在家里調養，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親身體還沒有變壞的時候，父親帶我去過北京的一家名為“海豐軒”的棋社。在家里看見我學圍棋進步神速，父親也許就開始想培養我往那條路上走。我在棋社和當時中國的一流棋手顧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顧水如老師那時帶我去過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親日派的軍閥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十分喜歡下圍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們就都會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飯，這已經成為了慣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開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無理手想欺負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綻，贏了那盤棋。但實際上，他喜歡贏棋。大家知道他這個脾氣，為了討好他，就都故意讓著他，輸給他—沒想到卻讓我這樣一個毛孩子贏了他。

　　輸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壞，一個人進屋去了，之后再也沒有出來。那天早上的早飯也沒有和我們大家一起吃。但因為答應過以學費名目給我錢的，所以第二次見他的時候，我直接對他說：“請給我學費。”這樣，我拿到了100塊大洋。

　　父親過世之后，家里沒有了收入來源。所以，第二個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沒有再與我下棋。不過那以后他答應過的學費還是如期如數地給了我。

　　在父親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們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練字用的字帖交給了大哥，把小說給了二哥，交給我的是棋子。這也算是父親給我們的遺囑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為了文學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親生前期待的一樣。

　　天才少年

　　我去過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圍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對方，然后在對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塊。他將這樣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園里搭建小房子”。

　　那時，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張作霖在滿洲建立了軍閥體系，一直在各處征戰，一會兒將勢力擴張到北京，一會兒又撤退回滿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滿洲建立了偽“滿洲國”。

　　段祺瑞也是親日派的軍閥，但他看見日本在滿洲張牙舞爪的樣子，這樣說道：“搭建個小房子可以，但不能歸為己有。”在圍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樣的打入手段，這是我長大后才明白的—我認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親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閣的有錢人，他給張作霖等親日派軍閥捐獻過很多錢。聽說有一次和張作霖打麻將，就故意輸掉了50萬大洋。作為回報，張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極大的南苑“處理”給了我的親戚。

　　后來，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學費贊助也就沒有了。父親去世后，我們家一直靠變賣家產度日。后來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里的“來今雨軒”下棋。由喜歡下棋的有錢人提供獎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順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語，意思是“親友”。

　　我連戰連勝，多次拿回了硯臺、花瓶之類的獎品—那時我還只有十一二歲。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勵，有一家北京的報紙刊登了我的照片，報道了我下棋的事。后來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圍棋天才少年”。

　　那時，有一位林先生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鹽的買賣，和我們吳家一起合作的就是這個林家。林家是邪片戰爭時的忠臣林則徐的同族。那個林家的人看見我們家的沒落景象，就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

　　在那里我見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經營和美術有關的生意—這成為了我日后留學日本的一個契機。

　　2日本人俱樂部

　　中國圍棋在清朝末期到中華民國初期是最差的時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國手—國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認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國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國家處于戰亂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樣的年代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在我的少年時代，因為有喜歡下圍棋的段祺瑞，還有我那有錢的親戚李律閣也經常幫助顧水如先生等人，圍棋環境勉強說得過去。顧水如有留學日本的經歷，那時他和喜多文子下過一盤受二子棋，結果輸了。輸給女棋手很沒有面子，據說輸棋后顧水如一下子揮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費。不管怎么說，在當時的中國，光靠圍棋是無法生存的。

　　那樣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樂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盤棋。那是1926年，我12歲的時候。那盤棋開局的時候我中了對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戰。但進入中盤后我吃掉了對方一塊棋，最后我贏了6目。在觀戰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觀看了我的對局之后，在遠在日本的大棋士瀨越憲作寫了封信，告訴他中國有一位天才少年。瀨越老師1919年因為圍棋交流來過中國，在中國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們兩人之間，開始了關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學的話題。

　　1926的夏天，職業棋手巖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來到中國。我和巖本薰下了兩盤受三子棋，結果我都贏了。下了一盤受二子棋，我輸了兩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贏了。這些對局是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瀨越老師和山崎先生之間，有關我去日本的事情進入了具體商榷的階段。

　　當時，盡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親也沒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為已經從祖父那里分得過家產了。臺灣的親戚勸我母親說，如果能去日本應該盡力爭取。但是在國內的中國親戚卻對我的東渡扶桑持強烈反對的態度—當時中國和日本的緊張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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