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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晚間8時30分許，中央紀委首次以專題片的形式公開披露大量“四風”細節。專題片披露的信息顯示，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吳順江因不堪忍受會議頻度過高，讓人統計全年的會議數量。據統計，該廳一年召開會議數量達1068個，意味著平均每天就要召開或參加3個會議，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該單位編制人員不過125名。（12月16日《北京青年報》）

　　一個廳級單位，一年要召開1068個會議，平均每天多達3個會議，難怪廳長“不堪忍受”。而此前據媒體報道，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全國已壓縮會議58.6萬個，即使按每個會議只有半小時保守估算，連續開完這些會仍需33年。驚人的數字背后，折射的是“會議依賴癥”之重，病根則在于熱衷“形式”的懶政思維。

　　可見，“一年千會”并非個案。在一些地方，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有會，有時候一天三四個會。工作就是開會，開會就是工作，已成官場一種“行政規則”；而會議多，會期長，開支大，已經成為一種“地方特色”。

　　現在我們的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偏高，在整個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過大，擠壓了用于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今年5月，廣州在公布“三公”經費的同時，也曬出了會議費。殊不知，會議費相當于“三公”經費的一半。一些區縣或部門，一年動輒數百萬上千萬元的會議費，有的甚至一天要花費數十萬元，令人震驚。

　　問題是，國家制定的一些惠民政策，也被“堵”在了會上。比如，一份“十一”景區降價的文件，從中央到地方，再從地方到景區，需歷時70天，政策早就過了時效。而在一些部門看來，有些“堵”的環節，是合理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層層開會傳達，就是對中央精神重視不夠，對國家政策執行不力。殊不知，這種層層“設卡”的方式，將政策“堵”在會上，影響了執行時效。

　　中央三令五申：“從領導機關做起，大力整治文風會風，提倡開短會、講短話、講管用的話，力戒空話套話。”這就要求各地黨政機關首先應做出表率，要少開會，開短會；少發文件，多聽發言；少作報告，多征民意；倡導講真話、辦實事、求實效的會風。特別是在執行上級政策方面，應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環節，避免政策在會議和文件中“漫游”。要通過壓縮會議，節約會務成本，控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將更多的精力和有限的資金，用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事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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