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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濟南市經五小緯六的秦老太如今已是75歲高齡，本該安享晚年的她最近卻被一紙證明搞得身心俱疲。“我老伴去世了，我想讓兒子繼承房產，但公證處需要提供我公婆的死亡證明。他們上世紀逃荒到馬來西亞，60年代已在國外去世，如今我們去哪里開這份證明呢？”

　　“75歲老人被要求開生于晚清時代公婆死亡證明”，這是某門戶網站的新聞標題，指向性非常明確：這又是一個折騰人的“奇葩證明”。不出所料，絕大多數網友都被新聞帶著走了，各種質疑和吐槽蜂擁而至。“奇葩證明”當然人人深惡痛絕，吐槽“奇葩證明”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種輿論時尚，但還是忍不住想提醒一句：難道每一個看上去很難辦或者有悖常理的證明都是“奇葩”嗎？

　　無可否認，要證明生于晚清，且從未見過面的公婆已經死亡，對秦老太及其家人來說是件勉為其難的事情。但要知道，老人是否死亡，不僅關系親情，更是一個法律問題，不能靠主觀判斷，而應通過特定的法律程序。根據《繼承法》第十條規定，財產繼承的第一順序是配偶、子女、父母。對于秦老太的兒子來說，他的母親、姐姐和爺爺奶奶都同意放棄繼承，他才能辦理過戶。如果繼承人中有人去世，就需要出具其死亡證明。可見，公證處要求出具死亡證明，并非有意刁難，而是嚴格按法律辦事。不妨換位思考，如果公證處也和大多數網友一樣，認為這是一個根本不需要證明的“奇葩證明”，那么其公信力反而應該值得懷疑。

　　“奇葩證明”層面不窮，大大增加了辦事成本，讓民眾疲于奔波。但有一個問題一直存在誤區：“奇葩證明”究竟奇葩在哪里？很多時候，奇葩的不是證明本身，而是辦證明的過程。比如最典型的“證明我媽是我媽”，看上去十分荒謬，但在特定情況下，比如子女因戶口外遷，遷出地與接收地的戶籍管理部門未能做好對接工作，就會導致信息缺失，這時這種證明其實是必要的。問題在于，在公民的戶籍信息已經實現互聯互通的背景下，這原本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證明，可能敲個回車鍵就能完成的事，但由于相關職能部門相互推諉扯皮，把辦事成本轉嫁給了普通民眾，最后變成了一件無比復雜的事情。

　　事實上，在一個法治化和信息化的社會，關于公民身份和財產的各種證明會越來越多，只不過有些有形的，有些是無形的。這當然會帶來不便，但同時也有利于保護公民的切身利益。對此，網友和輿論不應盲目地去質疑證明的合理性和存在意義，而應更多地反思如何簡化法律和行政程序，盡可能地降低辦證成本。

　　以此事為例，有律師支招：秦老太的兒子可以原告身份起訴其他繼承人，通過訴訟途徑來解決房產過戶問題。這當然是個辦法，但絕不是一個好辦法。一來成本過高，二來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問題顯然在于，對于類似情況，法律上為何沒有一個更妥善的解決辦法？是不是存在制度死角？相關職能部門能否提供相應的幫助，而不是讓民眾毫無效率地奔波？說到底，每一個“奇葩證明”的背后，都存在著法律和制度的缺失以及職能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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