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時代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理論的不斷升華。以經濟學兩大基本概念為前提，需求與供給政策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也分別扮演著各自不同的角色。

　　眾所周知，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曾長期倚賴“三駕馬車”，亦即消費、投資與外貿出口，這三駕馬車也就是所謂的需求側，并常年維持了兩位數的GDP增長率。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進入逐步趨緩的“新常態”，供需矛盾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需求側結構日益豐富多元，并開始飛速向服務化、高端化和個性化升級轉型，而供給側發展則欠缺活力，嚴重滯后，傳統模式難以有效滿足新需求，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諸如行業產能過剩、樓市庫存過多與企業稅負債務水平居高不下等問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其實涉及到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等幾大供給側要素的重新優化配置，而能否真正有效化解上述矛盾，歸根結底還必須要從理順供需關系方面做足文章。

　　有鑒于此，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明確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2016年1月26日，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時，他再次強調：“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以此為前提，2016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也表示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圍繞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具體措施包括：“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向縱深發展。”“充分釋放全社會創業創新潛能。”“著力化解過剩產能和降本增效。”“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等幾方面，并在提出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的目標基礎上，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至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5600億元，主要用于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究其本質來看，始自去年的供給側改革一以貫之地延續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大力強調的“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相關決議精神，絕非簡單地將管理重心由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而是從政府主導和管理經濟徹底轉向市場主導和調節經濟，旨在通過對于行政管制的放松激發市場活力，完善發揮市場作用，服務創業創新，從而使供需雙方由不相匹配走向重新適應；而對于企業稅負的大幅降低則必將逐步改善企業生存環境、政策環境與發展環境，促進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等幾大供給側要素的重新優化配置。

　　在經濟學歷史上，這種供給側管理導源于美國的供給學派，其理論核心在于有效提高要素生產率，讓市場自發調節供需矛盾，其“小政府”理念與我國目前所推行的大政府格局尚有較大區別。本次政府工作報告彰顯了我國政府對全面減稅進行頂層設計的堅定決心，這種系統性的供給側改革必須持之以恒，至少需要中長期才能夠看到效果，短期內甚至還有可能會出現財政收入收縮性效應，但長期來看，對于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國經濟面臨的三大結構調整，即經濟結構、增長動力結構和增長方式結構的重大調整都將起到巨大促進和推動作用，只會增強經濟良性發展動力，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并進一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王瑛 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哲學博士，理論經濟學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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