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1921年生于甘肅天水，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我國著名古典文學家、文藝理論家、詩人、書法家。歷任陜西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院名譽院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等。其研究涉及多個領域，尤以文藝理論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最有成就和特色，代表作有《文藝學概論》、《詩的形象及其他》、《西廂記簡說》、《唐宋詩文鑒賞舉隅》、《歷代好詩詮評》、《絕妙唐詩》、《唐音閣論文集》、《唐音閣詩詞集》等。

　　“我追求的學術品格是：希望自己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中，做到求真求是、學風嚴謹、不盲從、不隨波逐流，始終不偏離這一學術‘政治方向’。如果知識很淵博，卻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寫不出像樣的文章和論著，那就是有知無能，也就是古人譏笑的‘兩腳書櫥’，對學術文化的發展起不到重要作用。”

　　霍松林先生道德文章蜚聲學界，其學術成就與治學思想，集中表現為求真求實的創新開拓意識；堅持真理、百折不撓的學術品格；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兼擅的名士風范。先生視教書育人為首任，以教學拓展研究，以研究促進教學，其傳奇的人生經歷、勇于探尋真知的學術之路，不斷激勵后學奮發圖強，勇攀學術高峰。

　　近日，記者走進先生書房“唐音閣”，只見書桌上方懸掛著于右任先生慈眉善目、銀髯飄飄的畫像和書法作品，桌上擺放的《唐音閣詩詞集》中有多首吟頌于右任先生的詩詞。其中，《訪于右任先生故里》中有云：“愛國熱忱燃筆底，詩豪草圣冠群倫。”這雖是吟頌于老之句，但若來形容先生本人，也未嘗不可。

　　境界高方能出人才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一生充滿傳奇，年少時有“神童”之譽，被于右任先生稱為“西北少見之青年”。這是否得益于您良好的啟蒙教育？

　　霍松林：一個人青少年時期所接受的教育，對個人影響深遠，甚至是終生的。我很慶幸在記憶力旺盛、求知欲極強的童年時代，接觸到了我國先哲先賢留下的中華文化經典，博覽而為己所用。這些知識養分為我后來成才和做學問奠定了堅實基礎。

　　家父就是我的啟蒙老師。他是清末秀才，后來進隴南書院深造，受到進士出身、以品學兼優馳譽隴右的任士言山長的賞識，他對父親在寫作方法、治學門徑等方面給予諄諄教誨。科舉制度廢除后，父親回鄉教書、種田、行醫。當時，村里一所初小整天教娃娃們朗讀“大狗叫、小狗跳”之類的俚語，父親認為這是一種“誤人子弟”的教育方式，沒有讓我讀那所初小，而是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家里教我。先背誦《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認字；然后循序漸進，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幼學故事瓊林》、《詩經》、《子史精華》、《古文觀止》、《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等。他的教學方法是：教認字，形、音、義講清楚；教書法，擺正姿勢、正確執筆運筆，學會分析字的間架結構；講文章，不僅說明大意，還要講清層次結構，理清作者思路；講詩詞，則說明如何調平仄、查韻書，掌握詩詞格律；讀詩詞古文，要求眼到、心到、口到，吐字清晰、反復吟誦、聲出金石，以領會其格調聲色、神理氣韻。

　　父親強調熟讀背誦，其理由是：人的幼年記憶力強，多熟讀、背誦一些名篇佳作，一輩子受用無窮；熟讀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古人所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均為經驗之談；記憶力用進而廢退，經常背誦一些東西，記憶力就不斷提高，反之則衰退。當我一個人被關在家里反復背誦古書時，當然悶得慌，對父親有埋怨情緒。但現在回想起來，早年的“死記硬背”使我終身受用。啟蒙教育使我養成了背書的習慣，也積累了一些背書的經驗，記憶力不斷增強。

　　為什么我們的大學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現在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根本原因是人的精神境界問題。我國古代許多文學經典是為人、為學、為事之作，也許我們可以從中悟出一些道理，學到一些做事的方法。一個杰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和眼光一定是“前進的”，這反過來決定著他的行動。《易經》里透射著的“尊重規律，把握分寸”的樸素道理，《論語》里閃現出的“孜孜以求，不知為不知”的求知態度等，無一不是成為杰出人才的條件。當一個人的思想境界達到一定高度，他主觀上就會不斷追求進步、圖新求變，態度上就會端正，目的也比較純正，那么，他個人事業成功的幾率就會更高。重視國學，充實中華古典精粹修養，這也許是破解“錢學森之問”的鎖鑰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報》：讀書也是一門學問，如何才能將書讀“活”呢？

　　霍松林：小時候，父親有一本講治學方法的書，名為《先正讀書訣》，是任士言山長特意贈他的，他看得很珍貴。這本書直到我讀初中后，父親才交給我，并把他最受益的東西概括成幾個要點，要我照辦。其中重要的有這么幾點：一是既要精讀，又要博覽；二是讀書、閱世、作文相輔而行；三是循序漸進、持之以恒。這幾點，我至今認為是有規律性的東西，不宜忽視。

　　知能并重 不做“兩腳書櫥”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典文學家、文藝理論家、詩人、書法家、社科名家”，您最在意哪個頭銜或榮譽？

　　霍松林：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個學者，坦率地說，我從心底里希望自己這一生在教書育人、學術科研、文學創作等方面均能取得一點成績，并且能夠達到一定的專業水準和高度。文藝理論研究是專攻，古典文學是愛好和主要教授的課程，寫詩填詞、練書法是業余愛好，也是從小養成的習慣。我取得的這點成績，得益于小時候打下的基礎，得益于自己的專注和堅持，也得益于老師的啟發和同事們的幫助。國家與社會給了我很多榮譽，我既心存感激又受之有愧，希望通過余生努力達到社會所期待的學術高度。

　　要說最在意的榮譽，那便是1989年人事部、教育部等部委聯合授予的“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稱號和“人民教師”獎牌。我這輩子主要的工作是教書育人，國家頒發的這種榮譽稱號，是對我工作的極大肯定，又激勵我不斷努力，勇攀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怎樣理解素質教育？

　　霍松林：對學生的培養，言傳重要，身教更重要。我非常強調學生的品學兼優和知能并重。在教育過程中，我首先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做好表率作用。這也是我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動力之一。自己出不來成果，有什么資格要求博士生寫出高質量的論文呢？

　　指導學生，尤其是指導博士生，我要求他們做學問必須多動筆寫論文，還應該兼搞創作。要出成果，就要不斷研究、不斷寫作。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人，還應學會運用傳統文學樣式進行創作。有創作經驗、創作甘苦，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文學作品，為講課和做研究打好基礎。如果知識很淵博，卻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寫不出像樣的文章和論著，那就是有知無能，也就是古人譏笑的“兩腳書櫥”，對學術文化的發展起不到重要作用。

　　學文科的人，往往以學理科方面的課程為額外負擔，不愿多下苦功，這是不對的。文理滲透好處多多，僅就培養思維能力來說：讀文史哲著作，可以使思路開闊、思想活躍、想象豐富；學好數學、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課程，則可加強思維方法的科學性。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還應有較好的閱讀能力，能夠借助舊注（而非今人用現代漢語作的新注），基本讀懂先秦兩漢以來的古籍。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學習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和文化史等；更需通讀若干部重要古籍，包括原文和注疏。我認為，博與專二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合起來就是“通”。我總對學生們強調：要拓展廣博的知識領域，由廣博走向專精。強調品學兼優、知能并重，也可以算作一種素質教育觀吧。

　　詩中應有畫 彩筆著意揮

　　《中國社會科學報》：博學多能是您從事學術研究的突出特點。您自己怎樣看待這些研究領域？

　　霍松林：我的學術研究分兩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學領域；新中國成立后，在文藝理論、古代文學等多個領域均有涉足。唐宋文學，尤其唐詩，是我幾十年來最關注的領域，其中，對杜甫和白居易的研究產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名文藝理論家，您開創了文學理論中國化的先河，編撰出版了新中國第一本文藝理論教科書——《文藝學概論》，在文學理論研究方面不斷創新，碩果累累。在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時，您還榮獲中國作家協會“抗戰時期老作家”稱號，被頒贈“以筆為槍，投身抗戰”獎牌。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創作道路？您追求的學術品格是什么？

　　霍松林：我寫過一首詩：“水碧山青白鳥飛，百花處處斗芳菲。人間應有詩中畫，彩筆還須著意揮。”文學創作是一條艱苦的道路，作者必須具有高度的創作意識，自覺從社會生活、工作實踐中發現描述對象，從中汲取養料并及時創作出來，集腋成裘、積少成多。作為一名文學創作的實踐者，我一貫主張既要關注重大社會事件，也要關注富有個性的事物。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文學科面臨鳳凰涅磐的重生之機。新時代需要新的文學和文學理論。1951年初，我赴西北大學師范學院任教。到校伊始，便承擔了文藝學、現代詩歌、現代文學史三門新課的教學。在參考資料極少的情況下，只能邊學邊教，自己動手，擬出提綱，一節一節地編寫講義。我作有雜詠十二首，其中的“新苗老樹競開花，萬紫千紅勝彩霞；雪虐霜欺成昨夢，春城春色美無涯”，則代表了那一時期的心境。

　　我始終認為文藝有其客觀規律性，內容可以有階級性，但義理具有獨立性。知識分子、學者要有自己獨立的探知性格，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中，我個人信守“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格言。回首70余年來的創作和研究生涯，我得到的體會主要有三點：第一，在學術研究中追求真理，既要刻苦鉆研，更要敢冒風險；第二，創新應以求真求是為前提，新見必須是真知灼見；第三，有感而發。不論搞詩文創作或者寫學術論著，均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奧抉微、別開生面。

　　我追求的學術品格是：希望自己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中，做到求真求是、學風嚴謹、不盲從、不隨波逐流，并始終不偏離這一學術“政治方向”。

　　余事亦須卓然自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常說，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學術水平的高低，與他的師承關系很大。您在學術上取得了不俗成就，這是否與您在求學過程中一些“貴人”相助有關？

　　霍松林：當然有關。坦率地說，我是個幸運兒，但是我還想指出的是，首先你自己必須突出、有潛力，這樣機會才會光顧你。

　　1945 年，我以蘭州考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中文系名師云集，胡小石、柳翼謀、朱東潤、汪辟疆、羅根澤、陳匪石、張世祿、吳組緗等一批著名學者在那里任教。胡先生和柳先生既是國學大師又是大書法家。胡先生講《楚辭》時旁征博引、妙趣橫生；談詩的時候，邊談邊寫，甚是瀟灑。他的書論、書法對近代書壇影響也很大。柳先生的楷書融北魏楷書與唐楷為一體，風格獨特，透露出濃厚的書卷氣息。羅先生給我講過“中國文學批評史”；汪先生給我們講“歷代詩選”，我還選修過他的“目錄學”，平時向他請教最多。受汪先生的熏陶，我確立了“知能并重”的治學思想：研究者只有自己搞過創作，并有足夠心得，才能深刻領會并研究別人的作品。

　　格外幸運的是，我在汪辟疆、盧冀野諸業師的介紹下，認識了當代“草圣”于右任先生。由此開啟了詩詞書法學習的重要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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